金融危機的五大懸念

危機改變世界，1929年的大蕭條不僅讓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崩潰，還引發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各國放棄金本位制，美國羅斯福開始新政，德國希特勒上臺，危機間接導致了二次大戰的發生……世界格局因之而變。

今天，我們再次處在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機中，誰能率先走出危機？美元霸權是否因之終結？綠色經濟能否成為新經濟的增長點？發展中國家能否借機提高話語權？這場危機將會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研究和深思。

懸念之一：

誰是第一個走出經濟衰退的大國?

孫立行 黃仁偉

2008年9月中下旬，最初的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一場“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盡管各國政府通過聯合大幅降息、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等手段，但未能有效阻止金融危機向消費、投資及就業等實體經濟領域蔓延。

進入2009年，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陷入全面衰退，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也明顯放緩。IMF在2009年《世界經濟展望》中稱，全球經濟2009年將負增長1.3%，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今年4月以來，各國股市普遍觸底反彈，能源資源價格回暖，各國對全球經濟好轉的樂觀情緒日漸升溫。IMF也修正了自己的預期，認為全球經濟9至10月將出現“拐點”。

無論悲觀還是樂觀，世界經濟終將復蘇毋庸置疑，那么，誰能成為第一個走向復蘇的國家？

一、美歐日積重難返，復蘇有待時日。

美、歐、日都不會成為帶動全球經濟走出衰退谷底的引擎。

這次全球經濟衰退中，美國、歐盟、日本三大經濟體同時跌入谷底，而且相互牽扯，任何一方都難以擺脫其余兩方而單獨走出低谷。

1.美國 2008年第四季度，美國經濟負增長6.2%，降幅為25年來之最；2009年一季度繼續下滑6.1%。衰退的深度和廣度均超出預期。

首先，就業狀況大幅惡化。美國勞工部今年6月數據顯示，失業率從4月份的8.9%升至5月份9.4%，為25年來的最高點。這個數據一出，白宮馬上承認，對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低估了。

其次，傳統制造業遭受打擊。美國汽車業是20世紀美國工業的象征，相關就業崗位達到1330萬個，每年新車銷售對美國GDP的貢獻率為4%。此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三大汽車巨頭中的克萊斯勒和通用汽車相繼于4月底和6月初被迫申請破產。其主要原因是銷量下跌、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高居不下的勞動力成本導致盈利大幅減少，通用汽車破產對美國經濟是沉重的一擊。

其三，消費者信貸大幅萎縮。美國4月消費信貸創下歷史第二大跌幅，減少157億美元。這一數據顯示，美國消費在短時間內將難以恢復。特別值得強調的是，美國消費者行為正在發生改變。4月份個人儲蓄在個人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為5.7%，為199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儲蓄增加意味著消費開支的減少，還可能預示著美國的消費行為模式發生長遠的變化。

其四，房貸市場仍危機四伏。美國房貸市場的動蕩還遠未結束。住房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仍居高不下，全美去年第四季度以來新拖欠的住房貸款總額至少1萬億美元。

此外，信用卡危機也在逼近美國。美國是公認的信用卡大國，僅2008年美國就發行7億多張新信用卡，每人平均超過2張。根據美聯儲的數據，美國9000萬個家庭的信用卡債務平均1萬多美元，整個國家總計高達2.5萬億美元。隨著美國失業率飆升，許多持卡人無力償還欠款。美國銀行業信用卡業務正面臨創紀錄的違約率水平。

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已經用于救市的2萬多億美元，對于制止危機幾乎是杯水車薪。因此，美國經濟不會最先走出低谷。

2.歐盟 這次金融危機雖然發端于美國，歐盟卻是受到打擊最重的發達經濟體。預計2009年歐元區的GDP增長率將萎縮到-4 %。這種長期蕭條的趨勢是由歐盟的經濟和金融結構決定的。

首先，歐盟屬于“小國家、高福利、大銀行”的發展模式，金融業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更為重要。2007年歐盟金融業、房地產及相關建筑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達35%，遠高于美國的25%、日本的22%和中國的15%。歐盟金融業陷入嚴重萎縮，決定了歐盟實體經濟不可能在短期內擺脫衰退。

其次，美國是歐盟的最大出口目的國，美國需求低迷，歐盟對美出口勢必大幅減少，這就使歐盟經濟缺乏外部刺激的動力。德國2009年一季度出口額下跌9.7%，僅此一項就造成德國GDP下滑2.2%。

第三，歐盟內部協調的低效率決定了歐盟經濟復蘇需要更長的時間。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歐盟集體行動的難度明顯增加。例如在救市行動中，法國提議歐盟27國建立一個3000億歐元的泛歐金融救援基金，但因遭到德國反對，協議擱淺。至于歐盟新成員國和老成員國之間的矛盾，使那些受到打擊最重的中歐國家陷入更困難的境地。

英國成為這次金融災區的“重中之重”。權威機構認為，英國目前正處于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英國2009年GDP將為－4.3%，失業率將達9.6%。英國約有一半出口面向歐元區國家，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衰退，使英倫三島只得望海興嘆。

總之，歐盟經濟很難較快走出低谷。

3.日本 日本在日元資產泡沫導致經濟十年停滯之后，剛剛出現經濟景氣不到兩年，又遭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再次陷入經濟衰退的漩渦之中。目前日本經濟形勢非常嚴峻。繼去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為-12.7%后，今年一季度增長率又為-14.2%。其經濟萎縮程度遠遠超過美、歐。

日本經濟再次衰退，首先是由于日本出口的大幅銳減。以本田汽車為例，今年1月的海外銷量下滑了46.3%；公司純利潤則減少77.2%。出口企業的破產增多導致失業率上升、個人收入減少，日本消費疲軟，物價走低，通縮風險加大。

同時，與日本的巨大產能相比，其國內市場狹小，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空間有限。過去10多年經濟低迷，日元維持長期的零利率難以改變，貨幣政策無從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日本財政赤字已超過GDP的9%，政府負債將超過GDP的200%，是世界上債務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此財政狀況之下，日本政府刺激經濟的能力很有限，不可能提出大規模的振興投資計劃。

可見，日本走出經濟低谷的時間要比美國和歐盟更長。

可以判斷，美、歐、日都不會成為帶動全球經濟走出衰退谷底的引擎，它們之間“剪不斷、理還亂”，誰最后掉在井底下還很難說。

二、新興大國中誰能率先走出低谷？

“金磚四國”中的俄羅斯、巴西、印度過得也不輕松。

以“金磚四國”為主體的新興大國在這次危機中顯示出較強的自我增長能力，成為世界經濟增量的主要帶動者。即使如此，“金磚四國”也不是沒有問題。

以出口能源和資源為重要增長點的俄羅斯和巴西，經濟就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由于石油價格暴跌，預計2009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為負2%。此外，俄羅斯非常依賴歐洲資金，歐盟出現嚴重衰退，必然引起俄羅斯的資金鏈條中斷和通貨緊縮的危險。因此，俄羅斯要走出衰退有待于整個世界經濟特別是歐盟經濟的復蘇。巴西情況雖然好一些，但是依靠能源和資源出口的特點，使巴西的情況與俄羅斯有些類似。

那么，四國中的印度是否能更快走出衰退的陰影呢？

印度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也受到較大沖擊。印度2009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為5.8%，遠低于2008年第一季度的8.6%。印度的財政年度增幅也降至7.1%，創6年來新低。雖然，印度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開始見效，但印度經濟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軟件服務業和國際融資曾經是印度經濟的兩大支柱，目前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兩大“軟肋”。

作為世界第二大軟件出口國，印度IT服務業的增長前景黯淡。印度IT公司的利潤50%來自美國，華爾街30%的后臺服務外包業務承包給印度。美國金融機構處境艱難，直接導致印度軟件外包業的“寒冬”到來。

印度的海外融資較多集中在英美等國，金融危機使印度中小企業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印度資本市場的國際化程度較高，海外資金撤離導致印度股市下跌，使國內股市的融資也急劇減少。外資撤離還使印度的外匯儲備減少，印度盧比兌美元貶值，影響到依賴進口的汽車、石油與天然氣等行業。

總體上看，印度的經濟結構使它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長率，但是印度難以擺脫其“軟肋”造成的滯后因素。

可以說，“金磚四國”中的俄羅斯、巴西、印度也過得不輕松，人們不得不把眼光再轉向中國。

三、中國可能最先走出衰退的低谷嗎？

中國可能在2009年保持住7%-8%的經濟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最大亮點。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具有盡早擺脫衰退陰影的綜合優勢，可能在2009年保持住7%-8%的經濟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最大亮點。

自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以來，中國政府最早、也是最有力地推出一整套經濟刺激計劃。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產業政策及外匯政策等諸方面采取了積極靈活的應對舉措，充分發揮政策“組合拳”的威力，有效遏制了實體經濟下滑的勢頭。至2009年第二季度，中國政府“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宏觀調控戰略已開始見效。

從國家統計局上半年的經濟數據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增速還沒有恢復，但消費與投資呈現加速增長的勢頭。股市反彈、房市回暖、車市火爆等都已經超出預期，成為拉動經濟回歸增長快車道的重要因素。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出現復蘇的跡象。

首先，中國的優勢在于其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中國在世界經濟的總量中排名第三位，其經濟實力足以支撐中國在外部市場萎縮的背景下保持內生增長的動力。

其次，中國經濟總體上是健康的。今年，我國財政赤字合計9500億元人民幣，雖然創歷史新高，但占GDP的比重仍在3%的警戒線以內，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在20%左右，我國綜合國力完全可以承受，總體上也是安全的。此外，中國的貨幣政策的調控余地也很大。我國目前的存款準備金率依然在歷史高位，下調的空間很大。利率也是如此，至少還有1個百分點的下調空間。

第三，加快中西部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實施，為中國開辟了巨大的國內市場空間和內需增量。當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速和出口大幅下滑時，廣大的中西部腹地依然保持著兩位數增長的強勁勢頭。這是中國經濟可以在2009年達到7%-8%增長率的主要來源。

第四，中國的金融體系保持穩定。2009年一季度，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只有2.04%，比2008年年底還下降了0.38個百分點。貨幣穩定、利率穩定、匯率穩定、金融穩定，這是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所創造的又一個奇跡。

因此，大多數觀察家比較明確的共識是：中國將有可能最早走出低谷、率先復蘇。

懸念之二：

美元霸權地位能撼動嗎？

周宇 黃仁偉

次貸危機發生后，有三個因素構成了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威脅。其一，美國財政赤字的擴大和美聯儲直接購買國債的行為增加了美元貶值的風險；其二，受到美元貶值的影響，一些國家開始減持美元外匯儲備和降低對美元結算貨幣的依賴；其三，歐元國際地位的上升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以上因素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

一、 美元的霸權地位是否從未動搖過？

美元具有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特別是在危機后

仍有可能保持其世界貨幣地位。

要了解美元霸權地位的今天和明天，首先要知道它的昨天。

美國經濟趕超英國的過程也就是美元取代英鎊霸權的過程。19世紀70年代，美國GDP總量超過英國；大約過了40年，到20世紀10年代美國人均GDP超過英國。但直到1944年，隨著美國成為具有絕對優勢的頭號經濟大國，美元才成為可以與黃金等價的世界貨幣，這時候，美國GDP已經超過歐洲經濟的總和。由此可見，美元的崛起要遠遠滯后于美國經濟的崛起，從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大國到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大國際貨幣，二者間隔約80年之久。

同理可推，貨幣霸權的衰落也晚于這個霸權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下降。例如，英鎊地位的衰退遠遠晚于大英帝國的衰退，而且20世紀20年代美元第一次超過英鎊后，到30年代又被英鎊反超。這一滯后和反復現象一般起因于國際主導貨幣的慣性效應和網絡效應，一種國際貨幣使用的越多，其網絡越發達，使用該貨幣的益處就越大，其結果該貨幣就越普及，因為大部分國家對貨幣霸權具有適應性和利益相關性。

美國經濟實力與美元實力的升降過程既是同步的，也是不同步的。20世紀40至50年代，美國經濟進入極盛時期，美元的國際地位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60至70年代，隨著日本和德國經濟的崛起，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明顯下降，到80年代，美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比重也明顯下降。但90年代后期，盡管美國的全球經濟份額沒有大的變化，美國在高技術和信息網絡領域的優勢卻使得美元國際地位重新回升。

主導貨幣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份額通常高于這個國家的全球經濟份額。美國在20世紀40至50年代GDP占全球比重高達40%-50%，同一時期美元占國際儲備貨幣的比重大約為80%-90%。21世紀初期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到20%-30%，美元占全球儲備資產的比重大約為60%-70%。二者之間大概保持了40個百分點的差距。

從100年來美元地位升降的歷史進程來看，美元總體上維持其霸主貨幣的地位，但是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多次大幅貶值、多次動搖。一方面說明，這個世界貨幣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一成不變的；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元具有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在危機后仍有可能保持其世界貨幣地位。

一、 如何看美元的短期波動與長期走勢的關系？

總體上看，美元的大幅貶值似乎無法避免，

而且經濟復蘇的快慢將決定這一波貶值的時間長短。

從長期來看，美國經濟實力變化是美元走勢的決定性因素；就短期而言，美元匯率變動是影響美元波動的主要因素。

最近幾十年，美國經濟在全球的份額逐步下降但相對穩定。從1980年到2007年的近30年中，按名義匯率計算的美國GDP在全球的份額從30%下降到25%，然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美國GDP大體上維持在世界經濟總量的20%-21%水平，幾乎沒有變化。

而美元的國際地位卻經歷了大起大落的波動。1970年代以后，受美元貶值的影響，美元儲備資產份額出現下降趨勢，到1990年代，該份額一度下降到57%-58%。19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強勢支撐美元強勢，2000年該比重又回升到71%。進入21世紀后，美國財政和貿易兩大赤字的作用下，美元在國際儲備資產的比重再度下降，到2007年下降到63%。

這個比重的變動趨勢說明，美元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地位時有削弱，但并沒有因為比重下降而失去。

從短期變化來看，美元匯率變動是影響美元儲備資產份額變動的主要因素。美元升值引起該份額的上升，貶值則引起該份額的下降。而美元匯率的變化又受制于財政收支和經常收支狀況的變化。一般情況下，財政和貿易“雙赤字”增加時，美元出現貶值趨勢；雙赤字縮小，美元出現升值趨勢。進入21世紀后，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都保持在各自為5000億美元的高位上。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聯邦年度財政赤字急劇攀升到2萬億美元的歷史高度。美國的聯邦債務累計總額已經達到數十萬億美元。盡管美國的貿易赤字開始出現下降趨勢，但是遠遠不能彌補財政赤字上升的速度。

總體上看，美元的大幅貶值似乎無法避免，而且將根據經濟復蘇的快慢來決定這一波貶值的時間長短。從現實情況來看，一旦美元呈持續貶值趨勢，一部分儲備資產投資將會轉向歐元和其他國際貨幣。投資者更愿意通過選擇多種儲備貨幣，分散投資風險，而這一選擇會促進儲備貨幣多元化。

這一狀況讓美國政府不得不面對一個兩難選擇：一方面，為避免美元持續貶值，美國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赤字；另一方面，為了阻止本國經濟的衰退，美國政府又需要增加財政支出。這一兩難選擇將使美元在今后一段時間里處于經常性的波動狀態，這顯然給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帶來不穩定性。

二、 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將受到誰的挑戰？

就目前來看，歐元是唯一有可能挑戰美元地位的國際貨幣；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也具備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潛能。

如果美元在未來5-10年中難以保持穩定的匯率和強勢地位，它的世界貨幣地位是否會被取代呢？

一方面，美元地位的變化取決于美國經濟實力的變化，只要美國還維持著頭號經濟大國的地位，它就不會容忍其他貨幣挑戰甚至取代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至少在今后20年里，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仍將竭力維持美元的霸主地位。

在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對日元的沉重打壓。當時，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美國主持下，1984年“廣場協議”后，日元與美元的匯率也從300∶1上升到100∶1的水平。日元占國際儲備資產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1%左右急劇上升到90年代初的近10%！但是日元升值太快導致日本出口競爭力迅速削弱，以致日元泡沫破滅，日本經濟跌入了十年停滯的谷底。日元這顆國際貨幣體系的新星未老先衰，到2007年日元占全球外匯儲備資產的比重急劇下降到僅僅2.7%，與日本占世界經濟總量8%-9%的第二位經濟大國完全不相稱。

另一方面，美元地位也取決于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競爭優勢的變化。就目前來看，歐元是唯一有可能挑戰美元地位的國際貨幣；從長遠來看，人民幣也具備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潛能。

在過去的10年中，歐元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比重從17%上升到26%，上升幅度接近10個百分點。同一時期，美元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比重從71%下降到63%，下降幅度為8個百分點。這一增一減反映了歐元對美元的擠出效應。在部分與歐元區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歐元儲備資產已經超過了美元儲備資產。2009年上半年，俄羅斯的歐元儲備已達到47.5%，美元儲備僅為41.5%。但是，歐元取代美元，在短期內不會實現。因為盡管美國經濟受到金融危機的打擊，歐盟在這次危機中損失更大，其全球經濟份額也呈下降趨勢；而美國的整體競爭力比歐盟更有明顯優勢。

相比較歐元，人民幣更不具備挑戰美元的實力和條件。2008年，以匯率計算的中國GDP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份額達到6%，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則達到10%左右。即使按照最樂觀的趨勢來預測，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也要到2030年以后。也就是說，20年內中國的經濟總量還低于美國，而歐盟現在的GDP已經與美國旗鼓相當了。在考慮到貨幣地位變化還要滯后于實力地位的變化，那么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時間至少要推遲到2040年甚至2050年。何況人民幣還沒有成為完全可兌換的國際貨幣，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還需要漫長的漸進過程，而且還將面臨金融市場開放的巨大風險考驗。所有這些，都應當計算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之中。

當前，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有利于降低中國企業面臨的投資及貿易風險。另一方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可能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增加來自外部的金融風險。漸進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和漸進的美元地位下降過程，二者可能是一個基本同步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越是穩定，對世界經濟和兩國都越為有利，各方付出的代價也越小。

四、“超主權貨幣”將取代美元？

預計在今后的20-30年中，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將

發生漸變而不是突變，美元的地位將被改造而不是被取代。

很久以來，一直有學者提出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和推進儲備貨幣多元化的改革設想。這次次貸危機把這些設想推到了前臺。

2009年年初，一些國家和學者提出建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提案。不過，該提案牽制美國濫用美元霸權具有積極的作用，但實際操作難度頗大。國際儲備貨幣必須是真實價值和財富的代表，而“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缺乏價值的擔保。早期國際貨幣體系中，人們使用黃金進行儲備，是因為黃金本身具有價值，當代世界用美元作為儲備是因為美元的內涵就是巨大的美國財富。為了提高“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信用，一些學者建議以美元資產充當其價值擔保。但是，以美元資產為擔保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最終還是受制于美元價值的變動。

美國決策者當然知道，一旦美元的主導地位被其他貨幣所取代，即使是被“超主權貨幣”所取代，美元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比重有可能出現迅速下降的趨勢。在歷史上，英鎊在二戰后失去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到20世紀70年代英鎊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份額下降到僅僅2%-3%。美元必須避免重蹈英鎊的覆轍。美國在這方面是有經驗的。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曾經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金本位體制，改為其他主要貨幣與美元匯率掛鉤的美元基準匯率體制，從而保住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這次，提案剛剛出爐，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諸多美國政要都出面否定這一想法。

簡言之，美元霸主地位的喪失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甚至會晚于美國經濟優勢喪失的時間。預計在今后的20-30年中，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將發生漸變而不是突變，美元的地位將被改造而不是被取代。如果美元不接受任何意義上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那么只能加速美元地位的衰落。

懸念之三：綠色經濟能否成為世界經濟引擎？

周馮琦 湯偉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市場被打擊得“萎靡不振”。如何促使經濟快速恢復元氣，成為各國政府最緊迫的大事。上世紀，克林頓政府成功地利用網絡泡沫擺脫了危機，而今奧巴馬則將希望寄托在“新能源”上。同樣面對危機，歐盟、日韓等國也紛紛把目光指向了同樣的領域。一時間，以新能源為代表的綠色經濟迅速成為世界的寵兒。

未來這個站在風口浪尖上的孩子將表現如何？與之相關的投資、生產和消費能否拉動經濟復蘇，能不能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

一、何謂綠色經濟？

凡是朝著有利于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

發展方向的經濟活動都是綠色經濟。

簡單地說，所謂綠色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以傳統產業經濟為基礎、以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為目的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經濟形式，它將環保技術、清潔生產工藝等眾多有益于環境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并通過有益于環境或與環境無對抗的經濟行為，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綠色經濟是一個宏觀層面的、廣義的概念。凡是朝著有利于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方向的經濟活動都是綠色經濟。從資源開發、到產品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再生產全過程是經濟活動的永恒主題。然而，從不同發展目的出發可以對這一主題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為了強調知識和技術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倡導知識經濟；為了降低經濟增長過高依賴化石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緩解氣候變暖，提出發展低碳經濟；針對傳統經濟發展對資源的線性利用方式問題（從資源到廢物），要發展循環經濟。這些都是實現綠色經濟的途徑和方法。當然，綠色經濟還要求培育新的清潔產業，發展清潔技術等。

當前，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在全球范圍內給人們帶來挑戰。因此，人們普遍認為，當前綠色經濟以減少溫室氣體為核心，而減少溫室氣體為核心的內容是能源利用。這樣，新能源利用和能源技術為核心的綠色投資就成了本輪綠色經濟發展的核心。

二、綠色經濟能幫助經濟復蘇嗎？

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中都會出現一些新產業帶動世界經濟的新一輪經濟增長。綠色經濟產業有成為這種新產業的潛力。

從歷史上看，有這種可能。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中都會出現一些新產業帶動世界經濟的新一輪經濟增長。這種產業可能是新產業，也可能是對舊產業進行改造。應對本輪危機，各國政府也需要一個新增長點來帶動，現在看來，綠色經濟產業有成為這種新產業的潛力。

目前，在美、德、法等國的經濟刺激計劃中，綠色投資都保持在10%-20%水平，韓國高達80%。綠色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包括建筑、低碳汽車和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領域。據一家德國研究機構估計，目前全球經濟刺激計劃總投資額約為2.796萬億美元左右，其中綠色投資約4360億美元，占15.6%。以美國為例，奧巴馬公布的經濟振興計劃有一半以上涉及到能源產業，希望通過能源產業和綠色經濟的發展，再造美國增長。當前，美國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綠色經濟發展的政策，志向都頗為宏大。如計劃未來10年投入1500億美元資助替代能源研究，并為相關公司提供稅務優惠；電力方面，大幅減少對中東和委內瑞拉石油的依賴，計劃到2025年，美國發電量的25%將來自可再生能源等；在汽車方面，美國將大舉投資于混合動力汽車、電動車等新能源技術，力爭到2015年實現混合動力汽車銷量100萬輛；在新能源技術方面，美國將大量投資綠色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核能和地熱等。

從現實看，發展綠色經濟也可收到緩解危機之效。經濟衰退的實質是經濟產出過剩，需求不足。要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就必須尋找經濟新增長點，需求不足就必須增進市場消費，尋找新增長點需要新的投資，增進消費則必須增加就業。發展綠色經濟，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資，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等綠色產業的研發推廣，節能家電、環保汽車的技術改造，都需要大量投資；另一方面，綠色經濟也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據世界資源研究所對美國經濟刺激方案的評價結果顯示，向綠色領域每投入10億美元，可以創造3萬個就業崗位，取得4.5億美元的節能效果。從全球范圍看，建筑領域能耗及其溫室氣體排放和廢物產生量占總能耗及相應排放量的30%-40%。如果用好現有的技術，就可以使建筑能耗降低80%。全球建筑行業年營業額在3萬億美元左右，若將現有建筑改造為高效建筑，就可以創造1.11億個就業崗位。世界交通能耗每年以2%的速度增長，到2030年交通能耗較2002年將增長80%；到2050年，全球汽車總量將增加3倍，90%的增加量在非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如果用好現有的技術，交通領域可以節省60億桶汽油、每年減少2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這相當于歐盟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如果轉向生產低排放汽車，全球可以創造3800萬個工作崗位和1900萬個輔助性工作崗位。同時，向清潔和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轉型具有明顯的就業放大效應，每創造一個直接的工作崗位，就業的乘數效應在2.5-4.1。例如，美國10年聯邦高速鐵路系統投資計劃可以創造25萬個就業崗位；韓國未來3年將在公共運輸和鐵路系統投資70億美元，創造13.8萬個就業崗位。城市公共運輸體系對直接就業崗位影響顯著，例如在美國有36.7萬人，在歐盟有90萬人。從水資源來看，全球范圍的供水、水處理和水效率領域的市場規模在2530億美元左右，到2020年將增加到6580億美元，也將提供大量就業崗位。

從長遠來看，各國向綠色經濟轉型可以更加節省能源、減少對自然的破壞，也可以帶動經濟向更高效率的方向前進。

三、 綠色經濟是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動力嗎？

綠色經濟某種程度上是發展模式之變，有著持久的動力。

一個產業要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除了能推動經濟復蘇，解決燃眉之急外，還需要該產業在未來能夠持續促進經濟增長、勞動就業和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綠色經濟具備可持續的動力嗎？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綠色經濟某種程度上是發展模式之變，有著持久的動力。目前的發展模式大體上是發達國家創造的，表現為對資源和能源的高消耗，但是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而“綠色新政”落實到經濟發展上，是一種以維護人類生存環境、合理保護資源與能源、有益于人體健康為特征的經濟，是一種平衡式經濟，諸如開發清潔能源和清潔技術，開發包括生物物質在內的農村能源，開發包括有機農業在內的可持續農業，建設生態系統基礎設施以及通過發展節能交通工具和節能建筑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等。綠色經濟代表的是一種新的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方式，這也是綠色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

其次，綠色經濟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潛力巨大。聯合國環境署指出，綠色經濟模式能夠創造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其中，特別具有發展前景的領域包括：開發清潔能源和清潔技術，開發包括生物能源在內的農村能源，發展包括有機農業在內的可持續農業，建設生態系統基礎設施，發展以減少發展中國家森林砍伐和破壞為目的“碳交易”，以及發展節能交通工具和節能建筑等。除此以外，在向綠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各國不僅需要增加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資，還需要在能源配送、儲存、節約以及資源的回收利用、消費方式的轉換等方面進行較大規模的改造。這就是說，綠色經濟的實現不但需要在風能發電、太陽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取得突破，還需要在能源效率、智能網絡、碳捕獲和封存方面其他核心技術方面取得進展，顯然這一切也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所言，綠色經濟正在對發展和創新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它的規模之大，可能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最為罕見的。

再次，各國政府對綠色經濟的重視。一個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目前，綠色經濟成新一輪國際競爭焦點。美國總統奧巴馬說，誰掌握清潔和可再生能源，誰將主導21世紀；誰在新能源領域拔得頭籌，誰將成為后石油經濟時代的佼佼者。這句話并不夸張，目前，各國對綠色經濟的投資絕非僅為應對當前的危機，而有搶占未來經濟制高點的意味。

總之，綠色經濟將成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動全球增長的新引擎。

四、 中國該如何發展綠色經濟？

發展綠色經濟首先要對綠色經濟現狀有清晰的了解，和世界范圍的綠色經濟發展階段一致。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已成為“綠色新政”主要踐行者。中國政府前不久公布的4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有3400億元人民幣用于綠色項目。不過，發展綠色經濟，并非一時之功，需要長時期堅持不懈的努力。

首先，發展綠色經濟首先要對綠色經濟現狀有清晰的了解，和世界范圍的綠色經濟發展階段一致。我國的綠色經濟處于產業的形成期（幼稚期），雖然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有340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拉動了內需、擴大了就業，但與國外相比仍相差較遠，尤其核心技術的創造上。

其次，核心技術的缺失彰顯了技術投入的必要，然而技術研發尤其是核心技術研發投入巨大，一般企業無法承受，因此政府應建立完整技術研發體系，并以稅收、補貼、政府采購等手段激勵企業，對一些重大核心技術，政府還應專項進行直接投資。雖然鮮有核心技術轉讓的實例，但技術轉讓本身確實是低成本快速有效提高技術水平的捷徑，因此應充分利用氣候談判中技術轉讓、資金援助機制，盡可能爭取發達國家的合作，學習他們一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

第三，從丹麥、美國加利福尼亞等成功案例來看，綠色經濟成功的關鍵在于市場需求和技術成熟度，只有這兩項發展到足夠程度，才能使可再生能源等綠色產品與傳統產品競爭中獲得優勢，也才能使相關企業獲得利潤，因此，需要在市場容量和技術成熟度方面多下工夫。中國的市場容量極大，建筑、交通、電力、工業生產甚至生活領域都存在大幅改造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改造成本與改造后的收益，而這是與技術成熟度相掛鉤的。就技術成熟度來說，產業形成期并沒有成功的經驗可遵循，政府可以與企業合作，先行啟動若干示范項目，讓企業了解行業進展和先進技術具體運營。

第四，綠色經濟和其他產業一樣也需要大量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大、周期長，政府必須肩負起投資主體責任，將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整合到長期經濟規劃中或者建立工業園區使綠色經濟產生集群效應。

第五，無論市場需求還是技術推廣都離不開公眾的有效參與。政府應有意識的引導民眾，更重要的創造經濟激勵機制使公眾轉變生活習慣，進行綠色消費，使用綠色產品，推動綠色認證，強化社會資本在綠色經濟成長中的作用。

懸念之四：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

話語權能得到增強嗎？

周桂銀 趙宗博

有人說，金融危機期間召開的G20峰會，是在國際關系史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討論如何解決威脅全球發展與穩定的大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金融危機為發展中國家提高話語權提供了契機。

一、 危機使發展中國家的實力相對增強

與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衰退相比，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所受的沖擊相對較小，危機使發展中國家的實力相對增強了。

應該說，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提高并非自金融危機始，實際上，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擺脫西方殖民統治以后，發展中國家為了贏得更大發展機會與發展空間，一直注重增強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能力，謀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近年來，主要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上升，已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平衡與增長的重要因素，如“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中國和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已達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基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國際社會在處理重大國際經濟問題時，已不能撇開發展中國家。1999年12月，西方七國集團倡導的20國集團正式成立，表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新的非正式對話機制的形成。2003年6月，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舉行首次對話會議，發展中國家成為參與國際經濟決策的一支新興力量。

由于危機對不同國家的沖擊大小不同，影響有別，實際上給了發展中國家提高話語權一個契機。與發達國家經濟的嚴重衰退相比，發展中國家經濟雖然受到一定影響，但其穩定增長的態勢依舊。世界主要國際經濟組織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潛力大，能夠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關鍵因素。對于2009年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IMF預測為-0.3%，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預測為-0.5%，世界銀行預測為-0.1%；而對于2009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IMF預測為5.1%，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預測為4.6%，世界銀行預測為4.5%。這表明，隨著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經濟的影響不斷增大，它們在當前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上的表現尤其令人矚目。簡而言之，與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衰退相比，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所受的沖擊相對較小，因此，危機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實力相對增強了。

相對實力的增強使發展中國家在解決危機中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在國家組織中的地位也都相應上升。如2008年11月，20國集團峰會所通過的《高峰會關于金融市場與世界經濟的宣言》，總結了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場的共同原則。這是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首次以首腦會議的方式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并商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案。20集團提出的諸如深化IMF改革、提高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在基金中的地位、增加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提高世界銀行的監管效率和有效性等一系列深化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建議，體現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發展中國家成了重要一員，打破了幾十年來北美洲、歐洲和日本決定全球經濟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積累的經濟力量在危機中直接帶來投票權的增加。如中國、俄羅斯、巴西都通過認購IMF債券的方式爭取提高話語權。現在，根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提議，IMF已經確定增加中國的投票權。預計中國在IMF的投票權將由3%-5%增加到6%-7%，甚至10%。這樣一來，中國就有可能與巴西、印度或俄羅斯等國聯手，通過累加的投票權規模，抵制對自身不利的決策出臺。世界銀行已經決定將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份額提高到44%，這當然有助于實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公平投票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也已經邀請中國、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為其成員，各方的行長與監管者進入委員會的治理機構。此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同意把成員增加到16個，并確立了名額的地區分布；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也已將中國列為常任理事國。

二、 危機讓發展中國家更緊抱團

發展中國家抱團取暖，使話語的分量大大增加。

為應對危機，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抱團取暖，以集體的姿態發言，無形中使話語的份量大大增加。

2009年6月16日，“金磚四國”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召開首次峰會。會議發表的宣言指出，要落實20國集團金融峰會的共識，國際金融機構決策、執行過程必須落實民主、透明原則，完善有關法律基礎，各國監管機構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活動互不抵觸，加強風險管理和監管實踐?！敖鸫u四國”則強調，以循序漸進、積極務實、開放透明的方式，推動四國的對話與合作，對話與合作不僅符合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峰會一個重大象征意義是，四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期望深化合作，減少對西方國家的依賴，并用同一個聲音說話。此次峰會發表的宣言當中指出，我們強調并支持，在國際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國協調行動和集體決策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極世界。對此，英國《泰晤士報》解讀說，領導人公開擁抱，親昵地拍背，標志一個挑戰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政治集團正式誕生。金磚四國元首的第一次峰會宣示了“多極世界”，而這個詞則是反對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外交代碼?！短┪钍繄蟆方庾x自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不過，它倒是敏銳地發現了“金磚四國”集體發聲的意義。

同樣，在稍早的2009年2月，東盟“10+3”特別財長會議上，與會各方為增強亞洲抵御投資性貨幣的攻擊能力，將籌建中的區域貨幣外匯儲備基金規模擴大50%到1200億美元。這也將有助于區域國家減小對IMF的依賴。

三、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提高是個長期過程

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話語權的增強，

尚不足以根本上改變目前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大格局，

當然，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話語權的提高，不可能一帆風順。發展中國家關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改革國際經濟體系的諸多提議和主張，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各方反應不一。如關于中國提出的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張，俄羅斯、委內瑞拉、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等國都表示支持；大部分西方國家沒有太大熱情；美國明確強調，美元現在格外強勁，沒有必要設立一種新的全球貨幣。在緩解危機方面，美國和英國希望通過大規模刺激計劃恢復經濟，日本則采取緊跟美國的姿態；德國和法國等一些國家認為，沒有必要采取新的財政刺激措施，而應加強金融監管，進行金融體系改革；“金磚四國”及其他一些新興經濟體則繼續呼吁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機構，反對保護主義，保證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和地位。

目前，盡管主要發展中國家所提議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建議，頗有見地，但是尚不具備可行性與操作性。雖然發達國家應對金融危機、擺脫經濟衰退，不能沒有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經濟的依賴性相對更強。目前，發達國家通過更全面、深入地整合全球要素與資源，牢牢地把全球產品價值鏈當中利潤豐厚的環節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通過科技創新，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有所擴大，在國際分工與生產體系中的支配地位更為穩固。同時，發達國家通過左右主要全球性或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在重大國際經濟決策方面擁有主導權，長期把持有關國際經濟事務。從關貿總協定到世界貿易組織的各回合談判，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個發達經濟體都起著決定作用；從IMF的基金份額比例到世界銀行的加權投票制度，充分實現的只是美國的主導權；在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方面，發達國家成員總能發揮主導作用，左右相關組織的重大決策和運行過程。換言之，當代的世界經濟體系當中，發達國家的主導作用與支配地位將長期存在。

實事求是地看，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話語權的增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擴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影響，有助于提高其國際經濟地位，有利于推進國際經濟體系改革，然而，這些都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大格局，在相當程度上，發達國家仍會采取相應的措施，維護其既得利益，試圖繼續長期主導或支配世界經濟體系。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全面把握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積極推動本國經濟穩定持續增長，不斷增強本國經濟實力，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對世界經濟增長與人類文明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是增強自身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影響、提升國際經濟地位的現實選擇。

懸念之五：金融危機之后國際格局將如何變化？

郭樹勇

世界性金融危機對國際格局變化的影響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暴露了原先我們所未能充分認識到的國際格局變化；二是金融危機直接推動了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三是預示著國際格局正在變化的方向。

一、 推動“一超多強”總格局的演變

金融危機已經在推動霸權國和次強國間的漸進權力轉移，

對于一超多強格局的淡化有著實質性的影響。

“一超多強”是過去20年國際格局的總體特征，從傳統意義上看，只要美國仍然把持著美元霸權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的話語權，基本維持其超強的硬實力與強大的國家創新力，這個總格局在未來15年里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總格局沒有發生量的變化或者部分質的變化。實際上，金融危機已經在推動霸權國和次強國間的漸進權力轉移，對于“一超多強”格局的淡化有著實質性的影響。

1.美國被迫調整對外戰略。實際上，危機來臨前，美國財政已經非常脆弱，小布什政府時期財政赤字最高達4000多億美元，總債務達到53萬億美元。金融危機對美國無異于雪上加霜。2008年美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僅為1.4%，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與中國的增長率相差懸殊。

面對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美國被迫對對外戰略進行全面調整，放棄一部分國際權力，轉而依靠與其他大國特別是中國的合作。在朝鮮核危機、世界貿易自由、伊朗核危機、國際維持和平、全球氣溫變暖等重大安全問題上，正在和將會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戰略對話與高層磋商。在軍事上，美國將會堅定地從伊拉克撤軍，集中力量打擊恐怖主義勢力。減少對中俄等大國的戰略緩沖地施壓，逐步緩解對俄羅斯的戰略遏制，進一步增強與俄羅斯的對話。諸如此類的戰略調整，其中目的還是通過與其他崛起的或復興的大國“共享國際治理的權力”，依靠自身軟實力優勢，盡可能地延長美國霸權。

2.中國影響力增強。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美國最大債權國，中國的科技研發投入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與美國重傷相比，中國對金融危機具有更強的免疫力。中國也在不斷地調整國際戰略，以獲得與經濟地位相符的國際的地位、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

3.國際格局演變路徑。本次金融危機之后的國際格局演變路徑，或將承襲歷史上國際危機的基本規律：霸權國進行適度的戰略收縮以延緩衰落的步伐；次強國家將進而發揮更大的國際責任；急于求成的次強國家可能成為霸權國打擊的對象而陷入大國的成長困境，但那些堅持“社會性成長規律”的次強國家可能與霸權國建立起伙伴關系，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

二、發展中大國群體崛起

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群體開始領跑世界經濟，成為超越發達國家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活力的新興力量。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真正地推動國際格局變化的力量，除了大國興衰之外就是區域一體化。金融危機前后，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多極化力量組織形式，即發展中大國群體。發展中大國群體的出現，使得國際力量格局發展了令人注目的變化。發展中大國群體崛起不是基于相近的地緣條件，也不基于整體的社會整合，它只基于共同的發展階段、經濟互惠、合作共贏的共同利益而結成的一種國際力量集體。

金融危機前后，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群體開始領跑世界經濟，成為超越發達國家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活力的新興力量，這種力量將間接地影響國際政治格局。

據有關機構預測，“金磚四國”將是最早走出金融危機的國家群體，其中中國將于2010年中恢復趨勢增長率，而印度和巴西也將于2011年恢復趨勢增長率。在未來5到10年內，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將以7.5%左右速度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又一引導者。

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和國際貿易的外部局勢具有極大的相似性，“金磚四國”在同美國爭奪國際機制的領導權、抑制美元的世界地位和尋求國際規則的再制定上有極大的共同點，不斷機制化和團結化的“金磚四國”將成為未來世界格局中結構轉換的決定性力量，這不但取決于四國在經濟總量上的巨大優勢，更代表了新興工業國家打破美國霸權的禁錮，尋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決心。2009年6月16日，“金磚四國”（BRIC）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峰會，集中討論“金磚四國”未來經濟實力是否對世界格局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和“金磚四國”形成聯合抗衡美國力量的可能性，顯然它是發展中大國群體進一步機制化的開端，具有嶄新的國際意義。

三、南北關系日趨復雜化，東西關系重要性上升

金融危機前后，南北矛盾已在不斷發展變化，

同時東西關系又獲得了新的內容與地位。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美蘇關系的緩和，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加快，東西方對立關系日益淡化。而經濟全球化下，由于資源爭奪加劇、核心競爭力移位等原因，南北關系日益突出。金融危機前后，南北矛盾已在不斷發展變化，同時東西關系又獲得了新的內容與地位。

1.南北關系日趨復雜化。雖然最不發達國家與最發達國家之間仍有天壤之別，但由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逐漸接近，昔日的南北關系已經出現了部分質變，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再像30年前那樣能夠一個聲音說話。過去整體性的南北對話，已被部分性的南北對話所逐漸代替。不斷邊緣化的發展中弱國逐漸失去了改革經濟秩序的能力，很可能或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或成為恐怖主義或“失敗國家”的前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南北關系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在下降。

2.東西關系逐漸上升為國際格局的主要方面。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東西方政治斗爭和美蘇爭霸曾經是國際格局中東西關系的基本內容。兩極格局瓦解后，東西關系逐漸演變一種市場經濟轉型與國際體系融入的關系。這次金融危機前后，隨著中俄經濟實力的大幅度增長以及美國硬實力的相對衰落，特別是關于自由市場經濟神話的破滅，東西關系又逐漸上升為國際格局的主要方面。其主要標志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美俄在格魯吉亞危機中的戰爭較量，二是中國以孔子學院建設為依托中國文化的全球傳播和以奧運會金牌總數第一為體現的國民精神建設，三是“金磚四國”在首屆峰會上對于美元地位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公開集體叫板。

3.發展模式競爭與文明對話是東西方關系的核心內容。東西關系的核心內容主要是發展模式競爭和文明對話。文明對話，是針對“文明的沖突”而朝著文明共處目標而采取的措施，是圍繞著盎格魯-撒克遜文明是不是優于東方文明而展開的，這里不必贅述。發展模式之爭則是最近的鐵證。以中國、俄羅斯等東方國家為代表的一種主張政府主導的有本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由于應對這次金融危機顯示出特殊的優勢，正在對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提出嚴重地挑戰。這種挑戰不是一般性的經濟實力上的挑戰，而是一種制度之爭，或者說是一種軟實力之爭。

四、全球性國際組織與協調機制的權威將不斷增強

本次金融危機后，“G20”、“G8”、“G15”等各種模式的

國際組織協調十分頻繁，預示著一種國際事務管理的新模式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后，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組織就開始強力地登上歷史舞臺。國際組織在發展初期往往是大國的工具，獨立性不強，而隨著功能性溢出效應，其戰略獨立性就越發明顯。如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聯合國大會和西方七國會議扮演了比較獨立的角色。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東盟的戰略獨立性就大幅度提升。

本次金融危機后，“G20”、“G8”、“G15”等各種模式的國際組織協調十分頻繁，也預示著一種國際事務管理的新模式。

比如，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IMF成為一個全球金融的協調中心。由于美歐僅憑自身的力量不能有效應對危機，而必須得到發展中大國群體的支持，所以，IMF在應對危機中表現出較為中立的國際金融戰略協調功能。IMF表現出的權威性要遠遠大于某一個國家，成為一個全球金融的協調中心。

IMF將于2011年進行改革并調整各國份額，美國原有16.83%的IMF投票權，由于IMF重大事情需要85%以上的投票權才能通過，美國相當于擁有了一票否決權。如果“金磚四國”能夠在IMF聯合制衡美國的投票權，那么制定新的國際金融規則的主導權將不再由美國獨攬。那個時候的IMF就是國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了。

（上述五個問題由黃仁偉負責統稿和改寫。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育教學研究”課題成果。）

一、作者簡介：

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孫立行，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周宇，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金融研究室博士，副研究員；

周馮琦，上海社科院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湯偉，上海社科院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博士；

周桂銀，解放軍南京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趙宗博，解放軍南京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郭樹勇，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

二、鏈接：

1．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是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加拿大、比利時、瑞典10大工業國的中央銀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的，作為國際清算銀行的一個正式機構，以各國中央銀行官員和銀行監理當局為代表，總部在瑞士的巴塞爾。

2．三個因素對美元國際地位構成威脅：其一，美國財政赤字的擴大和美聯儲直接購買國債的行為增加了美元貶值的風險；其二，一些國家開始減持美元外匯儲備；其三，歐元地位的上升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起步。

3．新興大國正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以“金磚四國”為例，2000年，“金磚四國”的GDP占世界總量的7.98%，2008年達到14.6%。最重要的是，過去5年中，“金磚四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

三、延伸閱讀：

《“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孫立堅，《光明日報》2009年7月21日；

《危機對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格局的影響》，林兆木，《人民日報》2009年7月6日。

四、思考題：

1.有人說，就戰略層面而言，金融危機有可能成為中國發展歷史上的

大機遇。你是如何理解的？

2.為什么說世界經濟復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3.你認為“金磚四國”的合作前景如何？

4.你對“G2”、“中美國”的提法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