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幾點思考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和黨的十七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又進一步闡述的一個科學命題。近日,由中華戰略文化論壇和時事報告雜志社共同舉辦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與中華戰略文化”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30多名專家學者,共同就新形勢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高中華文化軟實力等重要問題展開討論。現將會議主要發言摘登如下,僅供參考。
嘉賓: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秦宣
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 韓震
全國政協委員 李漢秋
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公方彬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郭建寧
《時事報告》主編、中央編譯局博士后 王萬征
高度重視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秦 宣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入,思想文化領域斗爭日益加劇和復雜化,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面對西方敵對勢力針對我國做出的層出不窮的“新手法”,作者提出十條建議,包含必須加強國家意識形態研究,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繼續開展黨的基本理論教育,大膽借鑒西方文明成果,加強對中華文明的宣傳和研究,改進工作方式和方法,重視網絡媒體上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隊伍建設以及建立意識形態安全機制等。
一個社會是否和諧穩定,一個國家是否安全,既取決于國家的硬實力如經濟實力、技術實力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如民族精神感召力、民族凝聚力、意識形態的整合力、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等。意識形態安全是整個國家安全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家如果失去了意識形態領域內統一的指導思想,社會就會陷入一盤散沙,國家自身的安全也就無法保障。
冷戰結束后,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思想文化領域里的斗爭依然深刻復雜,意識形態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在當今世界,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注意到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開始采取各種措施維護本國的意識形態安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把意識形態作為實現其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把它滲透到方方面面。就連美國這樣的世界超級大國,在冷戰結束后也在擔憂其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不僅表示了這種對美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擔憂,而且提出了加強美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建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外部環境快速變化,國內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重視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尤為重要。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新的挑戰。近幾年來,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推行的意識形態滲透方式發生了新的變化,除了繼續對我國實施西化和分化,即搞全盤西化和分裂主義外,還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一是在全球范圍內借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極力宣揚“淡化意識形態”,企圖讓我們淡化政治意識形態,淡化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淡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二是利用我們執政黨內少數黨員和政府中少數公務員的工作失誤、少數腐敗分子的腐敗行為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添枝加葉,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加以丑化,企圖使人們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三是利用冷戰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這一事實,通過鼓吹“馬克思主義過時了”、 “社會主義失敗了”等,企圖搞亂人們的思想;四是強化西方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企圖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價值觀”影響和動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信念,從而逐漸侵蝕社會主義的基礎;五是散布所謂“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論調“妖魔化”中國,攻擊中國的愛國主義為“狹隘民族主義”,視中國的社會主義為“極權主義”,企圖搞亂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六是利用經濟手段進行文化“植入”。西方國家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中挾帶意識形態“私貨”,把“人權”、“人道主義”同經濟活動掛鉤,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揚西方資產階級的一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達到“以接觸促演變”的目的;七是通過廣播、電影、報紙、網絡等文化產品的輸出,公開或隱蔽地推銷其社會政治理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新策略,要害是要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共產主義的信念,破壞我們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達到人們對共產黨信任的喪失和對社會主義信心的喪失,而這一切,恰恰針對的正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在國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的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進一步增強。這種變化趨勢雖然總體上是積極的,但在這個過程中,非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有所滋長,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在一些地方還嚴重存在。還有一些人,受西方思潮的影響,也在極力散布“淡化意識形態”,鼓吹“意識形態多元化”和“指導思想多元化”等論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受到來自一些負面因素的挑戰。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國正在喪失自我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變得越來越模糊,道德意識形態出現某種程度的滑坡。所有這些也表明,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維護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確保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面臨著新的挑戰。這種情況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否則會擾亂人們的思想,造成社會思想的混亂,影響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從而影響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發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和發生在新疆的“7·5”事件,已充分暴露出我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方面存在的問題。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歷史,但民族多樣化歷史性地造成文化認同感方面的一定分歧。這既為西方國家進行價值觀滲透和宗教勢力進行宗教滲透提供了機會,也為我們用統一文明凝聚國人思想提出了難題。我們這樣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思想處于混亂狀態,則有可能演變成社會動蕩,甚至政治劇變,就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對整個世界也可能是一場災難。我們必須從提高綜合國力、掌握國際文化競爭和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主動權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重大意義,大力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切實維護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安全。
為確保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我們建議:
第一,加強對國家意識形態的研究。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我國的意識形態建設正處于關鍵時刻。如何把西方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中的合理成分,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中的精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優秀道德以及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創新精神,整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國家意識形態,這是我們當前必須高度重視并加強解決力度的問題。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的核心價值體系,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強國。
第二,始終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反對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第三,繼續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160多年的發展史,探索馬克思主義發展規律,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引導人們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
第四,繼續深入開展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教育,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
第五,在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基礎上,堅定地實行文化領域的“雙百”方針,大膽地學習與借鑒包括西方文化在內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
第六,加強對中華文明的宣傳和研究。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中華文明正在喪失其影響力。而在國內,在我們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少數民族自身的文化認同感正在逐步強化,中華文明的多元化也隨之逐漸明顯,而如何多元化的統一卻沒有系統化的戰略思路。長期下去,沒有被斷裂的中華文明很有可能在全球化、市場化的沖擊下被分裂。統一的中華文明不存在,國家意識形態就難以存在。這是十分讓人憂慮的問題,也是現在需要加強研究的問題。
第七,改進意識形態工作的方式與方法,加強馬克思主義宣傳理論陣地建設,為改革開放以及意識形態工作營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第八,高度重視網絡媒體上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當前,互聯網已經成為各種社會思潮、各種利益訴求的集散地,成為意識形態較量的一個重要戰場。針對網絡傳播無國界、隱匿性和交互性強、傳播速度快、傳播面廣等特點,我們必須從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高度,抓住信息化的歷史機遇,善于運用先進技術傳播先進文化,積極發展中國特色網絡文化,使互聯網成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前沿陣地。
第九,繼續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隊伍建設,按照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派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學貫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論家,造就一批理論功底扎實、勇于開拓創新的意識形態工作者。
第十,加強黨和國家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建立意識形態安全機制。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特別是思想政治工作。各級黨委的主要負責人更要帶頭研究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對意識形態工作部門給予具體的指導與支持,真正使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落到實處。
民主、公平、和諧、進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時代新內涵
韓 震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必須要滲透并統攝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領域,同時要體現出新世紀的時代特點。民主、公平、和諧、進取,這其中民主包含著自由,公平注釋著正義,和諧蘊涵了人道,進取也包括了開放的心態。
中央提出要進一步凝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這是一項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工作。這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內在統一性,有利于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群眾中感召力、吸引力和認同感,有利于提升我們國家在國際輿論中的影響力、競爭力和軟實力。
一、過去,我曾經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建設必須從“體系的構建”轉向“觀念的凝練”,而且當時提出的設想是“民主自由、公平正義、人道和諧、開放進取”。經過近來的反復思考,我建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可以凝練或確立為:民主、公平、和諧、進取。因為,民主可以包含著自由,公平能夠注釋著正義,和諧已經蘊涵了人道,進取也包括開放的心態。
作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民主、公平、和諧、進取滲透并且分別統攝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諸領域,盡管每個核心價值理念可能是某一領域的主要價值。在經濟方面,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主要是公平;在政治方面,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主要是民主;在文化方面,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主要是進??;在社會方面,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主要是和諧。鑒于漢語讀說的韻律,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或核心價值觀的序列確立為:民主、公平、和諧、進取。
在經濟上,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都是批判各種剝削制度,力圖在生產力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基礎上,建立起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公平或正義的社會制度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是為了實現人類對正義價值的追求,通過現實的探索構筑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的經濟制度基礎。
在政治上,實現真正全面的民主,實現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高價值追求。同時,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力之所在。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A >[1]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蔽覀儾荒馨衙裰髯杂煽闯墒峭耆鞣降母拍?。實際上,歐洲在歷史上也長期處在奴隸制和封建制的黑暗籠罩之下。其次,民主概念也有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探索——“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碑斎唬鳛楝F代性概念,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的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近代以來,為了建立人民民主的社會,中國人民前赴后繼,進行了不懈的奮斗,這恰恰說明了民主自由代表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
在文化上,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自強不息,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綿延不斷的文明。但是,民族精神或一個民族的價值追求是對民族現實的歷史創造性活動的引領和反應,必然帶有一定的歷史時代的烙印。沒有民族精神作為根基,時代精神缺乏深厚的社會歷史底蘊,很難深入人心;同樣,沒有時代精神的激發,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僵化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只有融入時代精神的開放性、創造性、超越性才能展現其魅力和價值——所有這些都可以凝練為一個價值即“進取”。我們在近代的落伍,就在于民族精神沒有獲得時代精神的充分注入;我們在新時代迅速地發展和崛起,就在于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相互充盈和交相輝映。
在社會方面,中國人歷來注重和諧,講究和而不同。和諧,可以說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尊崇的價值理念。但是,在古代中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為貴”的理想只是排斥了人民(小人)的統治者(君子)內部所倡導的規范,因此不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難以真正實現的。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些理想的歷史性就否認它們的普遍價值,畢竟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努力不斷擴展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想的適應范圍和體現深度。我們現在的任務也應該是開拓這個價值的世界意義。對外,我們主張和平發展,構建公平的世界秩序;對內,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
如上所述,我認為,民主、公平、和諧、進取這四個價值,就是符合中華民族歷史傳統且又代表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價值理念。
二、不宜把以下一些價值概念當作核心價值理念,比如“富強”、“共同富?!薄ⅰ拔拿鳌?、“人民至上”,等等。
為什么“富強”、“共同富?!辈荒墚斪骱诵膬r值理念呢?我們必須考慮到,現在中國已經是開放的大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深已經使我們的思維必須同時適應國內和國外兩個大局。
當我們以這種思維考慮問題時,凝練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就必須在大戰略的坐標上思考問題。譬如,無論“富”還是“共同富裕”,都是我們國家和人民追求的目標,但是卻不宜成為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因為國際上價值觀的競爭是趨向超越單純的物質生活的,也就是說,如果被認為過分“物質主義”,會使自己處于比其他價值觀較低的序列上,不利于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形象,也使我們在價值觀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另外,在公平之中,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共同富?!钡囊馑肌6鴱姡╯trong)即國家的強大,的確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目標??墒牵覀儽仨毧紤]如果以其作為我們的核心價值理念,其他國家的人會如何看待我們?,F在,我們不是經常面對各式各樣的“中國威脅論”嗎?
為什么“文明”不能當作核心價值理念呢?文明一詞有很多含義,但最主要或最常用的大概有“文化類型”和“社會互動禮儀”兩種。前一種如“古代文明”、“近代文明”、,也如“東方文明”、“中國文明”等等。作為核心價值理念的文明,顯然不是從這種意義上講的。如果從“社會互動禮儀”,那就是人們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遵守社會規范,維護公共秩序。由于人們的不同表現,往往有人比其他人“更文明”或“不文明”。如果在這個意義上講,把“文明”列為核心價值理念,那么就顯得有些下位或低點了。
為什么“人民至上”不能當作核心價值理念呢?我們黨已經把以人為本標記在自己的旗幟上,如果提人民至上,就容易讓人理解為有差別地理解人,而不是平等地理解人。如果從有些人不屬于人民的范疇,那么“人民至上”這個概念在更具普遍意義的概念——公平、人權、人格平等、人的尊嚴——面前,往往就需要為自己的“至上”與“非至上”的區分作進一步解釋和說明。如果是指與官員干部相比,那么這種至上的區分就顯得沒有實質意義。一方面,在執政黨執政為民的意義上人民的確應該至上,但另一方面,在更高的意義上,人不能分為上下,畢竟干部也是人民的組成部分,將其排除在外有什么意義和好處呢?只有確立尊重任何一個人的規范,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
公仁義誠勤——關于建設核心道德的思考
李漢秋
弘揚主流道德觀念,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有效途徑?!肮柿x誠勤”,首倡公,就是把祖國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仁與義,中國民族傳統優良道德的核心,應當繼承和發揚;誠,誠信為本,也是對《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20字基本道德規范的響應;勤,既符合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傳統,也順應當今社會大發展的要求。
道德德目很多,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把各個方面的道德要求一一羅列讓全社會記住背出。同一道德體系中主要德目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我們要選取處于核心位置的能夠統攝、支配、輻射整個道德體系并能長久起作用的“常德”,作為核心道德,把它們突出出來,抓緊不放,不求立竿見影,務必要一代復一代,持之以恒地教化下去。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和十七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戰略任務,這對于我國進一步建設核心道德,是強有力的推動。
中華民族的新道德必須與中國人意識和潛意識中的傳統美德相承接,才能生根成活,才能持續發展。這樣做也便于將潛藏于國人心中的傳統美德復蘇起來,培育起來。以什么德目代表傳統美德呢?我以為,作為整體德目,可以“仁、義、禮、智、信”這“五常”為代表。這五常高度概括了中華傳統道德的核心價值理念和基本精神,是中華文化能發揮凝聚劑作用的重要因素。
道德觀念是植根于一定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上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而對于適合新時代新生活的常德,則應著重提倡,我試著提出新五常,看看能否作為一種意見拋磚引玉。
公。為公之心。在漢語里“公”的含義很豐富:可與個人、“私家”相對,指公共、“公家”(國家、單位、集體);可與“私心”相對,指人的“公心”;可指社會和為人的公平、公正、公道,等等。公心、為公,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把“公”作為道德的最后標準,強化了對社會、對國家民族的義務感和歷史責任感?,F在它更是我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對于我們來說,為公就是為祖國、為人民;公心就是把祖國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努力建設公平、公正、公道的和諧社會。有了這一核心德性就會生發出諸多美德,煥發出時代精神。
仁。仁愛之忱。仁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孔子倡導“仁者愛人”,并把仁愛由親人推廣到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在中華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性。以仁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懷,經過現代改造,可以轉化為現代人文精神。馬克思主義把它升華為“人的全面發展”的理想,中國黨和政府把它落實到“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以及“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價值目標。
世間萬物萬事中,人是最寶貴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我理解為對人的價值、人格尊嚴的尊重,一方面千方百計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狀態、生存意義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構建高尚的人類價值體系以引導人如何做人。長期的封建社會和封建觀念就是不把人當人,只重權力不重人;到了資本主義那里則是只重金錢不重人,使人異化為物的附庸。要鏟除這種人類不自愛的思想惡習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冷漠、缺少愛心,是當今的社會病之一,比如因沒有談好價錢,竟然見死不救,眼睜睜看著活潑的生命被吞噬。面對這種現實,我們應當大力弘揚和培育人文精神。而現代人文精神應是現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義。正義、道義、公義。義者宜也,是合宜、應該的意思,是作為人,應該依歸的人間正義,應該遵循的最高道義、公義。把義作為人的根本特點和基本價值取向,是中華道德精神的精華。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基本道德規范,義是為人立身處世的根本,是人間正道的準則和向導。“舍生取義”的獻身精神,與“殺身成仁”并行,成為中華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輝寫照。
“義”與“利”關系的處理是價值觀的核心,至今仍是道德的試金石。在市場經濟中特別要講究“義利之辨”。在人類歷史的很長時期,利益驅動是人類進步的杠桿,我國歷史已經證明,過早一概批判“物質刺激”,不利于生產力發展。因此,在撥亂反正時強調一下物質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長期過分宣傳對物質的追求。在輿論上也要講究生態平衡,要掌握好“度”。儒家倫理中這方面的豐富資源我們也要加以開發利用,幫助人們正確對待金錢財富物質欲望,正確樹立人生價值觀。
誠。為人之本。誠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會正常運行的道德基礎??鬃诱f:“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闭\信被儒家稱為“進德修業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
我們經常誠信聯用,“誠”是“信”的內在基礎,“信”是“誠”的外在表現。講誠信是中華民族共認的價值標準和基本美德。信用危機絕不僅僅是商業危機,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機、精神危機;它不僅破壞經濟,而且腐蝕人心、渙散社會、毒害民族!《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把“誠信”列入20字基本道德規范中,并將它作為當前著力抓的重點,是非常正確的?!靶奚睚R家治國平天下”,由家至國至天下,一切從修身做起。而修身的起點是“誠意”,要從根本的心、性修養起。
勤。勤勞、勤儉、勤奮。勤勞勇敢是世所公認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華兒女以勤勞自立自強,歷來依靠勤勞而在世界各地創業。勤儉的傳家寶不能丟,勤能補拙,儉以養廉,以理節欲,防微杜漸。能自我約束而不貪,謂之“廉儉”。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要代代相傳,建設節約型社會,反奢華、反浪費、珍惜一切資源。勤奮則不僅“勤”而且有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勤奮是智慧的雙胞胎,懶惰是愚蠢的親兄弟。勤奮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發展的靈魂。勤于創新勇于改革,勤于進取勇于開拓,這是由“勤”發展出來的時代精神的核心,全社會應當共同提倡、培育、弘揚。
精神文明建設是整體性的系統工程,就道德抓道德是不夠的。應當以文化涵養道德,以道德提升文化。傳統美德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優秀傳統文化是傳統美德的重要載體,傳統美德依托優秀傳統文化而傳揚。建議在學校教育和整個國民教育中加大優秀傳統文化的分量。把仁義禮智信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把公仁義誠勤作為核心道德,納入到學校的教學內容之中,逐步實現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并落實到精神文明建設中去。
以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確立來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公方彬
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首要工作是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本著普世性、時代性、政治性、崇高性和民族性這五項原則,作者提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可概括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民主和平等是大眾在社會活動中存在的關系,而公正和互助則是奠基于前二者基礎上的努力方向,是一個社會對每個成員在承擔公共義務時的期待和要求。
一、黨的執政目標、執政方式和國家的發展狀態催生核心價值觀的產生
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與和諧社會的執政目標。如何保證世界的和諧,特別是處在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尚有很大市場的背景下,很重要的一點是把握世界脈動,找到切入點和突破口。世界有什么脈動或發展趨勢?突出表現在大國博弈已經和正在進入以核心價值觀為支點的時代。國家間存在三大博弈: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價值觀的博弈。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蘇兩大霸主為首的兩大政治集團的對峙,那個時候所有國家的交往決定于政治制度。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西方產生了“意識形態終結論”,現在講意識形態終結為時尚早,但國家交往肯定不像以前那樣凸顯政治制度。至于利益博弈,這是只做不說的東西,因為大國還要擔負道義的責任。如此核心價值觀的博弈凸顯出來,這是一個既可以做也可以說的東西,并且誰喊得越響,道義感越強。
特別需要關注的是,核心價值觀的博弈對我們的挑戰要遠大于西方。政治制度博弈帶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因其激烈性而易于凝聚本集團的力量,核心價值觀的博弈則屬于文化的范疇,因而泯滅或弱化了激烈程度,這種情況下凝聚本集團的力量相對困難得多。從社會結構和運行方式來講,西方社會有宗教信仰和職業規范約束人們的行為,我們社會則一直以政治來建構思想和行為規范,當政治制度博弈弱化后,替代力量必出現一定程度的真空,這也是和諧世界建設牽動著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原因。進一步分析,和諧社會不僅僅意味著對多元的寬容,更重要的是在多元中找到主流精神和核心價值觀,換言之,要在政府話語系統或政治話語系統、精英話語系統、平民話語系統中找到集合點,避免紊亂和沖撞。兩個建設目標都離不開核心價值觀。
從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提高執政能力,轉變執政方式,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轉變表現在哪些方面?至少反映于黨的十七大報告所講的“善于把黨的主張化為國家意志”。黨的主張突出于政治主張,國家意志突出于法,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從話語系統和表現方式上予以調整,即以政治思想影響人,轉變為黨的思想注入核心價值觀,再去影響人。
從國家的發展狀態看,現在全世界都關注中國崛起,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也有人質疑,據說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講過這樣一句話:現在談中國崛起為時尚早,因為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文化,中國尚未創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國家有三個層次,三流國家出口產品,二流國家出口標準和規則,一流國家出口價值觀。這至少啟示我們,大國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類文明制高點起引領作用才敢言崛起,如果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解決引領人類文明走向的能力,就不敢言真正崛起。所以,在中國崛起過程中,我們不輸出革命,但可以輸出核心價值觀,這前提是先進且具有輸出能力。
二、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利弊權衡
由于兩種提法直接關系到目的與作用發揮,因而必須在決斷前認真權衡。應當承認,如果不是凸顯政治制度的特性,兩種提法沒有區別,并且就對內的目的來看,結果是一樣的。如果把全部目的放在闡釋社會主義制度上,則應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果要發揮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引領與文化塑造的多重功能,則提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更佳。
事實上,當前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受多方面的制約,一個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有待于深化,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講到,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我們進行長期的探索,如果本體尚處于探索過程,附著之上的核心價值觀很難確立起來。從現實社會與中國發展的需要來看,我們不可能等社會主義探索到成熟時再提核心價值觀。提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則不同,其不存在對制度本質的考量,至少爭議要小得多,達成一致要容易得多,且符合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精神:“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如果結合現實社會矛盾,更顯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意義和價值。從當前的社會矛盾看,主要不是以何種政治制度推進國家建設,而是缺少一個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撐與價值追求。看一下西藏、新疆出現的分裂活動,除了民族分裂勢力作祟,不能否認與未強化好大民族意識有關,我們必須找一個政治制度之外的更容易讓人接受的精神載體。
此外,我們還必須看到,在西方人看來,我們在政治制度上是“異質體”,這個異質至少在目前不是強勢,因此,著眼于大國博弈重心遷移與減少外部摩擦,多提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既有利于世界接受,也有利于推進民族統一的進程。
當然,講民族核心價值觀不是放棄強化大眾的制度認同,既然黨的主張化為國家意志并不意味著削弱政治,那么,以新的表現方式反映黨的意志,同樣可以達成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三、確立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原則
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應確立于五個原則之上。一是普世性原則。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崇高的理想,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和崇高事業,它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同時給我們指明了人類前進的目標和發展的方向,因而具有普世性。真、善、美同樣沒有必要用制度來區隔,即屬于普世的東西。總體來講,普世價值不能簡單、輕易、絕對化地否認,否則容易把自己置于人類文明創造的主流之外。從規律上講,弱勢講個性,強勢講共性,主流國家不講個性,也不講特色,自認為是主流的國家也不講個性和特色。在全世界大談“北京共識”,在中國已經和正在成為大國,并參與世界規則制訂的今天,我們確有一個塑造大國心態的必要。
二是民族性原則。魯迅先生說過,一個人不能抓住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民族血脈不能切斷,所以,有效挖掘民族文明基因,使其得到延續,是避免整個民族走向歷史虛無和精神紊亂的必要條件。所以確立民族核心價值觀必須有效發掘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并充實進來。
三是政治性原則。政治性一定是最好地反映出政黨最先進的文化和政治理念,而非狹隘的理念,更非短期的政治目標和政治利益,是適應全民族不同的階級、階層和不同文化層次的人們的需求,核心價值觀的構建,一定不能脫離執政黨的執政理念,更不能發生沖突。
四是崇高性原則。核心價值觀塑造的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只能崇高,不能媚俗,同時能支撐中國走向世界的,也必須富有道德優勢與道德感召力。
五是時代性原則。這里的時代不是指階段,是一個積淀為歷史的大時代概念。
四、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基本構成與本質內涵
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可概括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民主和平等是一種社會形態,是大眾在社會活動中存在的關系,而公正和互助則是一種要求,是奠基于前二者基礎上的努力方向,是一個社會對每個成員在承擔公共義務時的期待和要求。
民主,是源自西方的概念,但不獨享于西方,而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因為英語中的民主原本就是由古希臘文中的德摩克拉提亞演化而來。胡錦濤主席在耶魯大學演講時強調,沒有民主,中國不能實現現代化。十七大報告中也強調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這都點到問題的本質和要害。也就是說,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的民主,有解讀和設計上的差異性,但民主本身不存在問題。
平等,是指人與人的平等,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平等,也是文化與文化的平等。尤其是,平等是中國共產黨理論的精髓所在,是黨執政的法理基礎。因為黨領導人民鬧翻身,基本目的就是打破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實現人與人的平等。
公正,是指公平和正義,它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強調公正而不是公平,可以借助立法中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來分析。實踐證明,沒有程序正義,實體正義是難以得到根本保證的。也就是說,絕對的公平不存在,也做不到,但有了正義的介入,便不必尋求絕對的公平,人們亦可接受。
互助,是人與人的關愛與幫助,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胡主席在新疆視察工作時講道:“必須不斷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其中對互助的強調,說明這并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五、核心價值觀確立后如何才能進入大眾行為領域
核心價值觀就如同道德,僅僅提出和倡導是不夠的。比如說道德,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比中國更重道德,在中國,歷史稍久遠一些的大學,校訓里面都有道德,清華大學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東南大學是“止于至善”,北京師范大學是“學為人師,行為世范”,而西方的大學校訓基本不談道德,比如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其他大學大多圍繞“自由、真理、光明”而產生。中國講道德,西方講真理,結果西方的道德比我們走得遠,其重要原因是中國的道德文章符號化,缺少質感,且口惠而實不至。因此,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一旦提出,很重要的是將精神注于法的領域,進入制度的設計和權利的運行,唯此才敢言以剛性約束來提升柔性內容作用發揮的目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文化意義
郭建寧
發展弘揚中華文化,需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主導,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為核心,以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基礎,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為目標。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宣傳和落實,作者提出三個轉換,即從理論體系轉換到格言警句,從學術圈轉向人民大眾,從理論轉換為實踐。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是當代中國的精神旗幟,是優秀中華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重要體現,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內容。價值觀是文化的靈魂,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義。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導
關于文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多年來一直極富魅力,令人關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關于文化問題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和深刻。如果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主流是軍事競賽,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主流是經濟競爭,那么,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可能是文化的競賽。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對人類的作用,可能超越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乃至民族與國家。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內涵越來越豐富,文化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中國改革開放持續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在經濟奇跡的背后,必然有文化信息、文化標識和文化密碼,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當今文化的特點,一方面是文化與經濟交融,一方面是文化與意識形態交融。我們注意到,十七大報告是在文化部分講意識形態的,包括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這表明文化的意識形態化和意識形態的文化化,如同經濟中有文化含量,文化中也有意識形態功能,或其功能通過意識形態表現出來,文化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這是一種新的文化觀,是大文化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也是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的精神紐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三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四是社會主義榮辱觀。從而在指導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動力、行為規范方面形成了相互聯系、有機配合的系統。
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要落實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從基本規范抓起,從具體事情做起。為此,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宣傳和落實,還要在三個轉換方面多做工作:一是從理論體系到格言警句,使之短小精悍、形象生動,耳熟能詳,婦孺皆知;二是從理論界走向人民大眾,從學術圈走向老百姓,使普通民眾都能了解和把握;三是從知到行,從理論到實踐,使之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生活規范和行動自覺。應當說,這幾個方面的工作都相當艱巨,任重道遠,我們需要繼續努力。
二、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為重心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 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并與2004年出版了《軟實力——國際政治制勝之道》,主要從政治、文化、外交三個方面闡述了軟實力。本文論述的是國家文化軟實力,是指與經濟力、軍事力、科技力相對應的,通過文化載體和文化方式表現的影響和能力。
軟實力理論的核心是文化魅力,基本要義是靠自身的吸引力發揮作用,而不是通過強制力發揮作用,基本特點是“同化的力量”和“感化的作用”,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其最高境界。
在當今的文化建設中應當如何認識和理解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首先,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就是從全球的思想文化激蕩來看,我們的文化具有自主能力和調適能力,文化認同感增加。具體地說,要注意處理好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性的關系。在當今世界,很明顯的事實是:經濟越來越全球化、一體化,政治則是多極化、多元化。而文化則最復雜,既似乎介于兩者之間,又似乎兩種特點都有。一方面,隨著高科技特別是傳媒與網絡的迅速發展,文化的認同性日益取代了意識形態的差異性。由“全球化”“世界性”“國際化”帶來的不同國家和民族生活方式、文化習俗、道德觀念的接近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習慣、宗教傳統、價值觀念上的鴻溝難以彌合,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裂痕亦有擴大的可能。一方面是全球價值趨同,另一方面是回歸民族傳統,復興民族文化,實現民族自我認同。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綜合與新的多樣性的出現。所有這些相反的歷史進程使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的問題更加突出,未來世界的發展將取決于兩者的互動關系。如何處理好全球普遍價值認同與民族角色的自我認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文化選擇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歷經磨難而綿延不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文化認同。面對全球的思想文化激蕩,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千萬不能“失語”和“他者化”,千萬不能丟掉文化主體性,失去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碼。
其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就是從國際的文化交流來看,我們的文化具有輻射力和競爭力,話語權增加。進行文化對話,需要提高兩個能力。一是吸納兼容外來文化的能力,二是向外輻射民族文化的能力。形象地說就是拿來主義與送去主義并舉。這就是所謂“文化平衡”。今天,中國正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并沒有像我們一樣大量吸收中國文化。不僅文化逆差的問題十分突出,而且文化安全的任務十分繁重。近年來情況已經有了改變,送去主義越來越受到重視。比如在海外頻頻成功舉辦的“中國文化日”、“中國文化周”和持續升溫的“漢學熱”等。這既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自覺,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自信。中國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再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就是從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和文化消費來看,我們的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加。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是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根基。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中華文化對于凝聚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起著重要的紐帶和基礎作用。面對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面對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對文化發展的要求,面對社會文化生活多樣而活躍的態勢,我們應當自覺肩負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歷史重任,大力弘揚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文化,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時代性,增強中華文化的穿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中華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使中華文化不斷發揚光大。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多樣性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
三、以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基礎
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有創意的提法。如何理解“精神家園”,我以為有三個要點:一是文化認同,二是文化包容,三是文化傳承?!熬窦覉@”的提法不僅突出了文化身份的認同,而且強調重新凝聚、整合和塑造。用有的學者的話說就是 “重建傳統”、 “再中國化”。
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必須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使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關于傳統文化的現代性問題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焦點問題和核心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關系大體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契合性,比如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誠信為本的價值觀念,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內在動力;二是沖突性,比如傳統的等級觀念與現代平等理念,人治習慣與法治社會,群體至上與個性發展,中庸之道與社會競爭,倫理中心原則與物質利益原則,都存在著矛盾和沖突;三是潛現代性或準現代性,比如傳統文化中的民貴君輕,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必須經過創造性轉化,才能成為現代民主的“本土”思想資源;四是后現代性,在對工業文明負面效應和人文精神的弘揚方面,現代新儒學體現了某種后現代性,這是人類思想螺旋式發展的反映。
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還要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在繼承與創新的結合中弘揚和光大中華文化。文化建設貴在積累,重在創新。傳承是基礎,是前提,創新是方向,是生命,兩者不可偏廢。人類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沖擊,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生存與發展,核心是文化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種文化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即使是優秀的文化傳統,也需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實現現代性的創造性轉化,同時融入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市場精神、法治精神、競爭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
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還要有一套具體的做法和合適的路徑。中華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是五四以來在文化方面總的看是破的多,立的少。在這里,我提幾點具體做法的建議:
第一,現代化。這里的現代化主要指的是現代化的科技手段。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流傳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既有物質文化遺產,也有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加強規劃,加大投入,特別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認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實保護好我們的文化瑰寶。
第二,生活化。即逐步使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成為日常生活規范。培育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見利思義、顧全大局的行為準則,形成相互尊重、禮讓寬容的人際關系,互諒互讓,友好協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風尚,創造關愛他人,團結互助,維護公平,伸張正義的社會氛圍。
第三,社會化。使中華文化走入社區和社會,改造和發展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民間風俗禮儀,開展豐富多樣、健康有益的民間民俗文化活動,保持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記憶和文化傳承。
第四,教育化。使中華文化成為小學、中學的重要課程。要切實做好中小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各學科課程都要結合學科特點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在全國中小學生中廣泛開展典籍誦讀活動。
第五,網絡化。即讓中華文化上網,以更好地介紹和普及中華文化。要把中華文化的豐厚資源與現代數字、網絡技術結合起來,使網絡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使更多的人了解傳統文化,喜愛傳統文化,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
四、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為目標
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不僅要體現在文化發展的良好環境和氛圍,文化發展出人才出精品,而且歸根結底要體現在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數量增加,質量提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人民群眾呈現出良好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形象。
當前理論界、媒體、社會上關注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需要注意的問題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大公祭、大投資、大項目不等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文化新高潮不能成了公祭新高潮。近兩年的清明之際,公祭風十分強勁。不僅孔子、老子等歷史人物成為公祭對象,炎帝、伏羲、女媧、堯、舜、禹等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也榜上有名。說白了,還是利益驅動,商業因素在起作用,文化只是招牌和幌子。
二是單一性單向度不能體現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近年來的青歌賽、主持人大賽等,雖然成績不小,但人們發現越來趨同,越來越千人一面,個性化越來越少。
三是低俗化嚴重妨礙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比如有人說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是因為有了婚外情。有人說李清照就是那個時代的“木子美”。如此等等,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四是山寨文化的泛濫不利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于山寨文化的評價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山寨文化的基本內涵是“低成本模仿”,雖然其中也不乏創意和創新,但是復制和侵權,乃至剽竊和抄襲的問題更為突出和令人擔憂。特別是在當前造假制假相當普遍的社會背景下,山寨文化的泛濫應當引起我們的警覺與關注。
抓住機遇,推動中華戰略思想走向世界
王萬征
世界格局變化和國際較量中軟實力地位提升,凸顯了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性。我們要抓住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因金融危機受挫、世界意識形態領域多元爭鳴的機遇,研究傳播規律的新變化、新趨勢,加強和推進與七大主流思潮的對話與交流,尋求共識,化解分歧,全面統籌我們黨和國家的先進理念和先進思想,占據世界意識形態斗爭的制高點。
當今世界處于一個思想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各種思想信息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思想本身所帶來的生產力、影響力甚至傷害力正逐漸被世界各國所認知,并由此制定了相關應對戰略。中國在全球思想傳播格局中的地位,顯然與中國在世界政治格局與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是不成正比的,這也是國家提出軟實力戰略的主要動因。就此,我想從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角度談談文化建設、思想建設、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意義。
一、思想傳播:世界大變革提出的新課題
當今世界正處于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變局之中,這個變局就是“三個大”——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我認為,當今世界變化有兩個特征最為明顯:第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美國獨霸世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世界權力已分散化、多元化。簡單地說,國際社會的玩家越來越多,每個玩家的實力都處在上升階段,當然,也有一個玩家在走下坡路,那就是美國。第二個重要特征是全球性挑戰越來越多,越來越需要各成員國協同作戰,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核擴散、跨國犯罪、全球變暖,任何一項挑戰都不是單個玩家能解決得了的。
一個帝國衰落、群雄四起、挑戰空前的世界,一個以拳頭號令天下越來越困難的時代,意味著什么呢?在我看來,意味著合法性將成為一切集體行動、解決國際問題的關鍵因素,意味著文化吸引力、價值觀的感召力、思想與理念的影響力將成為新一輪國家競爭的核心。
這一深刻變化,對于剛剛完成融入國際體系任務、繼而馬上面對改革國際體系使命的中國,又意味著什么呢?胡錦濤主席在第十一次使節會議上講,要使中國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形象親和力與道義感召力,體現為文化與價值觀的競爭力。思想傳播,其實就是文化傳播,就是理念傳播,就是規則傳播,就是道義傳播,就是價值觀傳播,實質都是認同傳播。隨著一個以硬實力強勢逼迫認同的時代謝幕,一個以思想和理念制造認同的時代來臨。
美國總統奧巴馬針對穆斯林世界的開羅演講,被國際公關專家公認為是思想傳播的成功案例。奧巴馬主要以兩句話打動了穆斯林聽眾:一,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都是偉大的人類文明,不同文明間要相互尊重、和諧相處;二,各國有自主選擇發展模式的權利,美國承認發展模式具有多樣性。這兩點,恰恰是我們和諧世界思想的主要內涵。奧巴馬只不過是學習和借鑒了和諧世界中的優秀內容,并加以現代化的包裝和設計,卻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思想說服和形象塑造效果。有調查表明,奧巴馬演講過后,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好感上升了一個很大幅度,小布什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美國形象得到很大改善。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注重思想創新、理論創新的先進執政黨。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長久歷史、豐富思想的偉大民族。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民族,對人的思考,對自然的思考,對國家的思考,對世界的思考,是有獨到之處的?,F在,世界大變革的形勢、中國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決定著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嶄新的課題:要思考中華民族能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我個人認為,思想寶藏是一個有待我們進一步挖掘、繼而可以在世界思想領域產生影響、奠定中國在本輪世界秩序調整中地位的關鍵要素之一。
二、思想傳播:我們的機遇和挑戰
從全球范圍來看,在世界各主要大國中,中國是思想傳播“欠賬”較多的國家。這當然與我們的傳播實力不足有關,但主要是由于冷戰等歷史性原因造成的。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黨和國家的對外傳播,尤其是在形象傳播、理念認同方面,面臨四個結構性的障礙:1.西方意識形態的傲慢與偏見,“一神論”的觀念使他們自以為全球化即西方化,難以接受世界意識形態領域的多極化,認為西方意識形態放之世界而皆準,其余都是異端;2.世界主要輿論傳播力量都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意識形態的偏見使這些傳媒難以公平、公正、客觀、理性地認識、評論、傳播我們黨的政治理念、執政行為以及我國的發展模式;3.社會主義事業在國際上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眼中的形象是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的,其主要原因一是源自對西方蘇聯僵化社會主義模式的固有認知。應當承認,西方很多學者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停留于蘇聯時代,“集權政治+計劃經濟”。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關系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否定。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中,我們不走蘇聯路,但卻一直戴著蘇聯的帽子。二是由于冷戰期間美蘇爭霸的特殊需要。冷戰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軍事、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等全方位的一場較量,成王敗寇,蘇聯的解體意味著在這場戰役中資本主義占據了上風,從此資本主義在全球高歌猛進,社會主義陷入低潮。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但對社會主義這種國家意識形態和共產黨的妖魔化評判框架沒有解體,冷戰思維也從未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戰場上退卻。4.中外文詞匯的不對稱性使得中國一些高度濃縮、內涵豐富的政治理念難以用外文準確表達。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先進性教育、“不折騰”等在翻譯過程中都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個別政治理念的翻譯甚至會引起誤解,如韜光養晦被翻譯為“隱藏實力等待時機”(conceal one's 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西方就有學者質疑:“一旦時機成熟,中國會有怎樣的舉動?”這無形增加了西方對中國和平發展的疑慮,也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解釋空間。
新世紀新階段,世界進入了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格局大變革大調整的特點更為突出,中國地位上升更為世界熱議,種種國際思潮暗流涌動,“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爭論焦點,這些新的變化為我們突破西方意識形態的圍堵和禁錮,全面推進思想傳播、理念傳播、價值觀傳播,打造最大范圍的國際認同提供了良好機遇。具體來說:
1.世界格局演變出現利我變化,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特點更為突出,美國霸權地位的相對衰落以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氣候變化、核擴散等全球性問題的突顯,使世界對中國的需求與中國需求于世界的天平出現重大變化。
2.世界意識形態進入百家爭鳴新時代,多種政治模式并存競爭、相互學習成為時代大勢。冷戰結束后,西方幾個重要的意識形態判斷,如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一統天下,“新教倫理+多黨議會民主+市場經濟”成為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是發展經濟靈丹妙藥,民主和平化、霸權穩定論等等,都被事實證明是一種偏見。尤其是金融危機加重的2009年,全球進入反思之年,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全球化絕不等同于美國化。在這種世界格局多極化、政體多樣化、發展模式、發展理念多元化的現實下,西方意識形態泡沫同金融泡沫一起破滅,不得不放下身段,承認不同理念的合理性。這為我政治理念的有效傳播提供了空間。與此同時,西方正要尋找新的理論、新的觀念、新的思想來解釋、指引這一世界轉型過程,意圖重新占據世界道義制高點。這一復雜現實,深刻反映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價值體系斗爭、較量的本質,反映著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交流與交融的歷史趨勢。
3.當前,國際思潮涌動,資本主義向何處去、反思全球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回歸、改革思潮遍布全球、關注全球變暖核不擴散等全球治理問題、發展模式之爭、西方中心主義消退等七大思潮左右著世界輿論導向,通過對這七大思潮的分析,筆者認為,國際事務民主化、可持續發展、共同安全、謀求改革是世界思潮爭鳴的基本共識。2009年的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對話會上,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詳細闡述了中方對全球治理的看法:第一,要兼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求。第二,國家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全球經濟的組成部分,應該以平等身份參與治理過程。第三,要照顧和體現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訴求,考慮各國不同國情。第四,世界經濟發展使現有一些機制難以充分反映國際社會訴求、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擴大代表性。不難看出,中國關于全球問題治理四點主張,與世界七大思潮的四點共識,大同小異,這是我們全球治理理念與世界其他主流思潮對話的前提和基礎。
4.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成就舉世公認,“中國崩潰論”已無市場,世界關注中國成功的奧秘,關注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受住國內外各種重大事件的考驗,保持了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外國政黨和政治家希望了解中國迅速發展的經驗和中共取得成功的奧秘。西方輿論雖然不認同我們黨的政權組織形式,但不得不認可我們黨的執政能力。這些,為中國的執政理念走出去、贏得更廣闊范圍的國際認同提供了舞臺和機會。
三、思想的合法性:我們應該怎么做?
由于西方意識形態長期獨霸世界,來自非西方陣營的一些優秀思想、理念常常被扣上“非法”的帽子。我們黨和國家的對外思想傳播,當然也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
首先,要全面統籌我們黨和國家的先進理念、先進思想、先進價值觀、世界觀、發展觀,占據世界意識形態斗爭的制高點、國際道義的制高點。具體而言,要做好“三個參與”:1.要以中國先進的發展理念、發展經驗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落后國家脫貧致富,走科學發展之路,參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2.要以負責任大國的身份、以中國的和平發展合作理念、以中國獨特的外交智慧積極參與國際難點、地區熱點問題的和平、妥善解決;3.要以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理念、全球治理理念積極參與國際體系的改革與調整,積極參與國際意識形態領域的交流交融交鋒,影響和引導涉我國際輿論,影響和引領世界主要思潮。當前,歐洲緊抓全球氣候變暖的議題,奧巴馬提出無核世界,歐美搶占道義制高點,給我造成了無形壓力。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共建和諧世界這一源于中國又屬于世界的新的全球理念。我們應該加大研究,盡快制訂相應戰略,推動和諧世界理念走出去。
其次,要遵循普遍的傳播規律,研究傳播規律的新變化、新趨勢,不能總重復過去的傳統辦法,要善于創新,抓住時機,制造和借用媒體事件,傳播我政治和外交理念,引領國際輿論。
第三,抓住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因金融危機受挫、世界意識形態領域多元爭鳴的機遇,加強和推進與七大主流思潮的對話與交流,尋求共識,化解分歧,最大限度地贏得這些社會思潮代表人物和群體的理解與認同。
第四,建立一支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既熟知中國又懂得世界的中國思想宣講隊。要研究西方對我改革理念、發展理念、外交理念以及與之相關的政策、行為的輿論反映,分析其質疑或批判的論點論據,分析漏洞,各個擊破,有力、有效回應。
第五,建立幾個重點對外交流基地,既可請進來作為接待單位,又可送出去傳播我們的理念。每一個重點基地的建設,都要有明確的定位,要考慮對方的關切點。比如,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設立我黨建理念的傳播基地;發展中國家的交流基地,可著重為我發展理念的走出去服務;與歐洲國家的交流基地,可作為我黨善治理念的傳播基地;對美國的交流基地,可作為我黨全球治理理念的傳播基地。
當前,各種思想思潮激蕩,不同陣營分化組合,各種利益矛盾凸顯集聚,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要在這亂局中趁亂取勝,打造自己和平、合作、發展的國際新形象,團結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爭取與我意識形態相同、相近、相似的力量,越來越離不開先進文化、先進思想、先進價值觀與先進理念的指引。唯如此,才能營造更好的“黨緣”和“國緣”,真正在世界上團結同道者、協商分歧者、打擊敵對者。
推動中華戰略思想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秩序與格局的重新調整,同時還有另一層意義:要利用這次國際意識形態領域調整的大機遇,真正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對內推進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僅成為指引中國人民前進的價值坐標,更成為世界人民景仰的道義制高點。
[1]《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卷第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