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
□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鄭新立
編者按:自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后,特別是經過2009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努力,我國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目標還遠遠沒有實現。今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一年。如何深刻理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從哪些方面進行?怎樣建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我們特邀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同志撰文解讀,供學習參考。
今年年初,在省部級主要負責同志研討班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當前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這是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做出的重大決策,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把去年下半年以來出現的回升向好的發展勢頭保持下去的迫切需要,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根本舉措。我們要進一步加深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集中精力、集中資源,力求近期內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突破性進展。
一、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調經濟增長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同時提出要通過經濟體制的轉變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從1995年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我們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事情,就是在這12年間,電子機械、石油化工、汽車制造和建筑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12%上升到20%,作為國民經濟四大支柱產業的地位確立起來。四大支柱產業的崛起,對這一時期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
2007年,黨的十七大根據經濟發展新階段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要求,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舉措。
從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到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雖然只改變了兩個字,但它的內涵卻大大擴充了,體現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上的深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主要是針對生產要素結構的調整,強調通過技術進步、加強管理、實行規?;洜I等,促進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則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在需求結構調整上,要從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轉變到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供給結構調整上,或者說在產業結構上,要從過度依賴第二產業轉變到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著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生產要素結構調整上,要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主要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管理創新來拉動經濟增長。實現了這三個方面的轉變,我們就既能夠有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也能為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創造條件。
如果說在本次金融危機之前,按照傳統的增長模式,我們的經濟還可以保持較快的增長,而金融危機的出現,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更大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從中可以看出,黨的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確實具有遠見卓識。
二、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一)把擴大居民消費放在突出位置
在發展方式轉變上,第一個轉變就是需求結構調整,這是根據經濟發展遇到的突出矛盾提出來的。從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間,消費、投資和出口在總需求中的變化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30年間,最終消費率是緩慢下降的,最高時的1985年達到67%,以后逐步下降,最近幾年下降到48%左右。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其中政府消費占14%左右,基本保持穩定,居民消費率與最終消費率是同步變化的。居民消費率最高時的1985年達到53%,以后也是逐步下降,最近幾年已經下降到40%以下,2008年已經下降到35.4%,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2009年我國的GDP達到33萬億元,其中只有1/3多一點讓老百姓消費了,這個比例實在太低了。美國居民消費率最高時達到72%,我國的這個比例連美國的1/2都不到。歐洲的發達國家、日本,他們的居民消費率在60%以上,比我們高20多個百分點。我們費了這么大勁,大家干得這么辛苦,消耗了這么多能源、資源,生產出來的產品真正進入到老百姓消費領域的只有這么低的一個比例,說明我們的宏觀經濟效益太低。在消費率逐步下降的同時,投資率逐步上升。從2003年以后,我國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上升期,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業的拉動下,重化工業加快發展,鋼鐵、水泥、電解鋁、技術裝備業迅速增長,帶來了投資率長期居高不下。2008年,投資率上升到43.5%。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居民消費水平不能隨著經濟發展得到同步提高。其次,大量產品用于投資和出口,造成生產能力閑置,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家電工業開工率平均只有60%左右,鋼鐵、機械等生產資料的生產能力也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造成了投資的大量浪費。
如果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發揮,投資就難以按期收回,有可能使銀行不良貸款增加,最后引起通貨膨脹。過去幾十年我們的經濟就是在這樣周期性大起大落中過來的,一直到2003年才擺脫了周期性大起大落的困擾。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歷史上增長速度最快、最平穩、效益最好的一個時期。然而,由于傳統發展模式使經濟運行中的矛盾越積越多,主要靠投資、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已經到了極限了,這種發展模式到了不能再持續的地步了。
過去幾年,我國出口遇到來自許多國家的反傾銷和貿易糾紛,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訴訟最多的國家。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逼人民幣升值,還要聯合歐盟來壓中國。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的市場萎縮,估計最近三五年內,發達國家的市場不可能再出現危機之前較快增長的局面,對我國商品的吸納能力下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下降。2009年,為了彌補出口大幅度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不得不靠擴大內需。盡管消費增長也比較快,但單靠消費不足以彌補出口下降的影響,只能靠投資的大幅度增長。去年,投資增長了30%以上,投資總額達22萬億元,這么高的投資率和投資增速是難以為繼的。
2009年的投資主要投向一些民生工程、基礎設施,這是非常必要的,對將來的經濟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如果這種投資增長勢頭不能得到抑制,再過幾年之后,基礎設施也有可能出現過剩。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已經再不能持續下去了,這也是黨中央在年初開會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最重要的考慮。
(二)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造成居民消費率低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
其一,城鄉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曾達到56%。上世紀90年代初期,這個比重也比較高,但是之后逐步下降,2008年下降到43%的歷史最低點。改革開放30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7%左右,GDP年均增長9.8%,兩者差兩個多百分點,這是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下降和居民消費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其二,收入結構不合理,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個人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改革開放初期,城鄉居民收入比例是2∶1,現在擴大到3.3∶1。由于農民收入上不去,所以占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村消費占全社會消費的比重逐漸下降。改革初期,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基本上是各占一半,2009年下降到30%。農村7億多人口,消費了不到1/3的商品,城市6億人口消費了2/3的商品。城市已經飽和的工業消費品,農村居民還是買不起。農村消費市場雖然潛力很大,但是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這種潛力還沒有挖掘出來,這也是造成居民消費率低的重要原因。
在去年“兩會”上,根據十七大的精神,我提出一個“雙提高”的提案,一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二是提高居民消費率。我曾經提出一個設想,如果用三到五年的時間,把城鄉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由現在的43%提高到53%,比歷史上最高的55%低2個百分點。把居民消費率由現在的35%提高到50%,比歷史上最高的53%仍然低3個百分點。用三到五年時間把這兩個比例分別提高10個百分點和15個百分點,應當說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能做出這樣一個大的調整,需求結構就會有一個大的變化,這就意味著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將會有一個大幅度提高,就會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如果能夠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就意味著每年將會有5萬億元左右的商品由現在用于投資和出口轉變為讓廣大老百姓消費。現在每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只有12萬億元,再增加5萬億元,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會有一個多么大的變化!上世紀70年代,為了應對需求短缺,日本制定了一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用10年時間讓老百姓的收入翻一番。我們用不了10年就可以讓老百姓的收入翻一番。如果在“十二五”時期能夠讓城鄉居民收入有一個較快的增加,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和農民的收入有一個較快的增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這個發動機,就可以用更大的馬力來驅動經濟增長。
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幾件事:
1.增加農民收入。要增加對農業的財政投入,通過扶持農業發展來增加農民收入。然而,農民增收的最重要的途徑,還是減少農民。我國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為43%,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占比為2%~3%。在全國各省中,浙江省農業勞動力比例降低的速度最快,2009年已經降到18.2%,是全國各省中第一個把農業勞動力降到20%以下的省。蘇州、無錫市的農業勞動力已降到10%以下。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最直接的指標。全國現在一共有18億畝耕地,有4.8億農業勞動力,一個勞動力平均不到4畝地。按照現在的機械化條件,在平原地區進行糧食種植,一個勞動力可以種500畝到1000畝地。而現在一個家庭平均的經營規模是7畝地。這就造成了大量的剩余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低,這是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政府的補貼、以工補農是重要的,但是解決不了勞動力生產率低而帶來收入水平低的決定性因素。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兩個轉變:農戶經營要向集約化方向轉變,服務體系要向社會化、專業化方向轉變。農戶集約化經營能夠把大部分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養殖業,可以做生意,可以到城里打工。農民的打工收入,再加上土地轉包的收入,一個家庭一年的收入可以提高到三四萬塊錢,農村的小康問題就解決了,收入水平與城鎮居民就基本拉平了。另外,農業的現代化對大型農業機械提出巨大需求,將把農機工業拉動起來。
2.打破壟斷,縮小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根據調查,我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很大,這在發達國家是沒有的。在發達國家,行業之間的勞動力和資金可以自由流動,哪個行業資本利潤率高,資金就流向哪個行業;哪個行業收入水平高,勞動力就流向哪里。2005年,國務院通過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對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出了36條意見,提出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支持非公有資本積極參與城鎮供水、供氣、供熱、公共交通、污水垃圾處理等市政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與運營。但是由于各個行業存在著壟斷,存在著門檻過高的問題,社會資金進不去。所以,打破行業壟斷是縮小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
3.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通過個人所得稅的調節,縮小個人收入差距。要實行綜合性個人所得稅制度,提高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逐步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變。隨著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稅制改革的進行,將逐步降低企業稅負,增加個人所得稅占整個稅收的比重,通過改革稅制來調節個人收入之間的差距。
(三)把擴大公共服務作為擴大消費的重點
發展社會事業、增加公共服務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短期內很難大幅度縮小個人收入水平差距和個人消費水平的差距。但是可以通過增加公共財政支出,特別是實現公共財政支出的均等化,使每一個中國公民,不管是住在城市,還是農村,不管是住在沿海,還是邊疆,都可以享受到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也就是說,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都能夠享受到大體平等的服務水平??s小消費差距下一步的重點要放在公共服務方面,這是今后構建和諧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四)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的最大潛力所在從現在起到2030年的20年內,通過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來提供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潛力。根據測算,城市人口每增加一個人,其用于消費的支出要增加5倍左右,另外拉動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潛在投資需求是10萬元左右。從1997年到2007年,我國平均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4個百分點,每年增加2000萬人口,10年增加了2億城鎮人口。2008年和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城市化的速度下降,2008年為0.8個百分點。今后10年,城市化增長速度要恢復到1997年到2007年的平均水平。如果能夠繼續保持這個速度,每年有2000萬人進入到城市,那么,僅城市基礎設施的潛在投資需求每年大約為20萬億元?,F在中國的城市化率是46%,到2020年提高到60%,到2030年達到70%,我們國家工業化、城市化任務大體上就實現了。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已保持了30年,日本保持了20年,韓國保持了30年。今后10年到2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態勢能不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說:“能。”因為中國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提高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產生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足以拉動中國經濟在10年到20年內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當前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怎樣把在城市有了穩定收入、穩定工作的農民工變成城市人口,這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要為進城的農民工提供必要的服務,比如說把農民工的廉租房納入到城市保障性住房的范圍之內,把為農民工服務的托兒所、學校也納入到城市公共服務的范圍。
中國的城市化,是以發展大城市為主,還是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擴容為主?現在有一些不同意見。大城市就業機會多,但是生活成本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生活成本低,但是就業機會少,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很多人都在思考。能不能通過發展城市群的方式解決這個矛盾?
圍繞著一個特大型城市,周圍分布著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形成一個半小時的生活圈。但是這種城市化的發展模式要吸取法國巴黎搞衛星城鎮的教訓,不能人為地將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分開,而是要讓各種收入水平的居民在一起互相融合,形成和諧的社會氛圍。城市化問題是一個關系長遠的事情,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矛盾,都是我們今天要總結和吸取的,既要解決好大城市和小城市就業與生活成本的矛盾,也要為社會和諧創造條件。
三、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國務院就發出文件鼓勵第三產業發展。十幾年過去了,第三產業發展始終沒有取得突破?,F在第三產業占整個GDP的比重只有40%,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只有33%,這兩個比重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發達國家低20~30個百分點,即使跟印度比,也低10個百分點。印度人均GDP只有我國的1/2,但是第三產業產值已經接近50%。第三產業比重過低帶來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就業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就業占70%~80%,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造成第三產業吸納就業容量大的優勢得不到發揮。
第三產業發展慢的原因:一是稅負過重。1994年稅制改革時,第二產業的稅收改成增值稅,第三產業實行營業稅,造成第三產業稅收負擔比第二產業重。二是缺乏一個專門為第三產業小企業和個體戶服務的金融體系。第三產業主要是小企業和個體戶,它們需要的流動資金規模比較小。在中國目前的銀行體系里,還沒有專門提供小額貸款的金融機構。幾大國有商業銀行提供貸款圍繞的都是大企業、大項目。第三產業的小企業和個體戶得不到流動資金的貸款支持。三是發展為生產服務的新興服務業還缺乏經驗。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已經嚴重制約了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發展。在第三產業中,為生活服務的一般傳統服務業并不落后,落后的是為生產服務的新興服務業,包括技術、會計、審計、咨詢、金融、保險、物流、中介服務等。例如物流,發達國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10%左右,我國接近20%,原因在于專業化、社會化的現代物流體系還沒有形成。再比如,技術創新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第三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了,包括技術成果的評估、技術貿易市場等,我國大部分仍停留在企業內部。
為了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必須制定有效的政策?!笆濉逼陂g要力求第三產業發展取得突破。
四、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一)企業要成為自主創新主體
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確立企業技術進步和科技投入的主體地位。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進一步強調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實現產業升級的中心環節。
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黨中央對自主創新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重視。各級政府和企業用于研發的投入不斷擴大,科研成果開始增加。但是我國在技術創新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非常大。這種差距從國際專利申請的數量上就可以看出來。2009年美國申請了約50000項國際專利,中國申請了8000項,美國的GDP總量達到14萬億美元,中國接近5萬億美元,是美國的1/3,但是申請國際專利的數量只是美國的1/6,這比較客觀地衡量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與美國的差距。在中國的8000個國際專利中,擁有專利的主體分布很不均衡。深圳的華為一家企業就申請了1600多項,占第一,第二是深圳的中興。這兩個企業申請的國際專利占全國申請國際專利數量的27%。
現在的問題是,國有企業還沒有成為創新的主體。主要原因是現在對央企的考核指標主要是考核有形資產的保值增值,沒有包括無形資產。隨著社會的進步,無形資產越來越重要。要建立一個鼓勵發展方式轉變和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如果體制機制不變,發展方式轉變是很難的,企業也不愿意增加研發投入。要建立一個激勵國有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機制。華為一年能夠申請1000多個專利,多數央企都有這個條件。如果再培育30個像華為這樣的公司,我國的科技實力就可以有很大的提高。
(二)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和社會環境
為什么華為和中興都出現在深圳?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經驗時發現,深圳是大城市中唯一一個走出以自主創新帶動產業升級路子的地方。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深圳就明確提出要實行兩個轉變:從以外資企業為主向內資高技術企業為主轉變;出口從加工貿易為主向一般貿易為主轉變。提出這兩個轉變以后,市政府政策往這方面傾斜。為了集中力量扶持內資高技術企業發展,深圳市政府辦了兩個公司,一個是風險投資公司,一個是貸款擔保公司,現在深圳成長起來的企業,90%以上在它們發展的關鍵階段都得到過這兩個公司的支持。要建立以自主創新帶動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
(三)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的科技資源
這次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的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面臨倒閉。通過國際并購,把國外經營困難、又有比較好的科技資源的企業并購過來,可以使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上一個新臺階。一個成功的案例是吉利并購瑞典沃爾沃。現在人們有很多議論,認為這樣做有很多風險。吉利能不能把沃爾沃的技術和品牌消化掉,能不能盈利,確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相信吉利能夠成功。
通過引智創新,吸引更多的海外優秀人才。過去請一個海外的高級工程師,年薪要上百萬美元。金融危機爆發后,年薪幾十萬美元就能請到很好的國外工程師。請一些國外工程師,再加上自己的研發人員,組織一個很好的團隊共同研發,技術成果百分百是中方的,這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一個捷徑?,F在國際市場上的科技資源很多,應當加以利用,不一定關著門自己搞研發。利用國際市場的科技資源來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五、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立并完善六項制度: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這六項制度是對今后一個時期農村改革任務的全面部署。
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制度,對于加快農村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包括六個一體化:城鄉規劃一體化。城市建設和農村建設要統一規劃。在一個城市內,哪個地方是居民區,哪個地方是工業區,哪個地方是農田保護區,哪個地方是生態涵養區,哪個地方是商貿區,都要有明確、科學的分工,做好整體規劃。
產業布局一體化。城鄉之間產業要互相融合。在我國,農民只管種糧食,加工銷售的利潤讓加工商、零售商賺了,這樣農民很難富裕。農民可以在城里邊設超市,通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產品。城市可以直接設立一些農業服務公司,農民打個電話,施肥公司、灌溉公司、收割公司就可以直接提供社會化的服務。
基礎設施一體化。城市的道路、供水、供電,包括污水處理、垃圾處理要向農村延伸,農民也能過上現代化的生活。特別是自來水,農民也要能夠使用。有了自來水以后,農村居民就可以買洗衣機等家用電器。所以農村能不能通自來水,這也是當前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公共服務一體化。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要向農村延伸。溫家寶總理已經在這方面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城鄉低水平、全覆蓋,然后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要素市場一體化。促進城鄉之間的多類生產要素自由、雙向流動。重慶和成都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特別是成都市,最近10來年,他們堅持不懈地提出要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在成都平原,城里人到成都郊區租農民的房子,搞農家樂旅游,農村人用出租房子的收入,到城里來再租幾間房子賣農產品,搞一些經營。城鄉之間、老百姓之間非常和諧。這種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解決了很多難題。
社會管理一體化。成都市提出實現社會管理一體化,取消城鄉之間的戶籍界限。成都市不分城市人口、農村人口,都是成都市的人口。他們建立了一套民主管理制度。農村、城市過去是分開設置管理機構,現在統一管理。比如說民政局,它的任何機構都是既管城市,又管農村。在行政管理上實現一體化,成都市也做了很多探索。在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他們的探索非常有意義。
六、以開放促進發展方式轉變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一個重要經驗。當前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擴大開放是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2萬億美元,另外還有大量的、富余的工業生產能力。這兩個問題孤立起來看是兩個包袱,但是把它們合并在一起看,又是一個優勢,這個優勢就是通過資本輸出帶動商品勞務輸出,把外匯儲備利用起來,也把過剩生產能力的作用發揮出來。擴大海外投資,有利于創造出口需求,打破資源瓶頸,提高外匯儲備的安全性,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從而實現多重目標。
七、建立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
要建立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形成一種制度,使企業的經營決策能夠自動地向發展方式轉變要求的方向進行。
(一)要從制度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完善全要素市場體系。建立包括商品、資本、人力、土地、自然資源等全要素市場體系。資源價格不僅要反映其開采成本,還要反映它的環境成本和稀缺程度。由于資源價格構成中不包括短缺性這一個因素,造成資源的價格太低,要通過資源價格調整來保護資源,發揮資源的效益。
(二)改革財稅體制
1994年利改稅之后,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制,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從那之后,中央財政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明顯提高。然而,地方的財權跟事權還不夠匹配,地方的財政收入增長比較慢,所以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出現了土地財政,通過土地出讓金來彌補地方財政支出不足。沿海一些城市土地出讓金相當于當地政府一半財政收入,這種狀況是不可持續的。要建立一個穩定的地方政府的稅源。
(三)改革金融體制
目前我國金融運行總體來講是健康的,問題是專門為小企業、個體戶和農戶服務的小額貸款體系短缺。改革重點是怎樣建立一個為小型、微型經濟主體服務的金融體系。美國一共有8000多個銀行,其中90%都是區域性的社區銀行。社區銀行只在一個地區之內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這些小銀行對當地客戶比較熟悉,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撐。我國現在金融體系主要是幾十家大銀行,只有“主動脈”,而缺乏“毛細血管”,金融的“血液”輸送不到小型、微型的經濟主體里去。所以,要通過改革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支持群眾性創業活動和技術創新成果的產業化。
(四)改革行政管理體制
能夠由市場解決的事情,政府不要干預。政府職能集中到制定制度和政策,當好裁判員。此外,事業單位改革應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