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思想——我們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談話的延長線上

3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民眾生活大幅改善，鄧小平思想功不可沒。 南方談話是鄧小平對中國的突破與發展作出的最大貢獻，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談話的延長線上。在中共領導人中，鄧小平第一個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在1980年代中期的講話中，鄧小平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限定為“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說明了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謹慎小心。 經濟改革的大膽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設限，是鄧小平思想的特點之一。

老左派——仍以階級斗爭為綱

老左派在改革開放每個轉折點都高分貝發聲，留下鮮明印記。請看：提出“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抵制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批評；打壓包產到戶、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指責經濟特區；壓制作家藝術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經濟，凡事問一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維護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以多份萬言書反對私營企業主入黨；反對《物權法》平等保護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指責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一直發展到公開批評鄧小平、批評黨中央的“路線錯誤”，盛贊“文化大革命”并要求為“四人幫”平反……這些都是過來人耳熟能詳的記憶。

老左派的主張，一言以蔽之：堅持毛澤東晚年思想，“以階級斗爭為綱”。老左派也受到壓力，日趨邊緣。他們的語調也許過激，但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很值得思考，如兩極分化、官商勾結、腐敗日甚、壓制不同意見等。

自由主義——在“夾縫”中承受壓力

1998年12月，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朱學勤發表《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文中說：“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后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后，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這是對自由主義思想的簡要概括。

朱學勤說：“因為自由主義同時抵制上述種種危險傾向，在兩面陡壁的夾縫中反復述說，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權壓力的同時，又必然在側面遭遇來自知識界內部一部分朋友的誤解甚至猛烈抨擊。”

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藥方”

與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開始登場的新左派思想內容多為舶來品，“與西方接軌”。接什么軌？ 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現代理論的軌。

一般認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是從汪暉發表在《天涯》雜志1997年第5期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一文而起。隨后雙方激烈爭論，在世紀之交達到高潮，至今余波綿綿。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涉及全球化與中國發展、中國社會性質、中國與西方關系、市場經濟與社會公正、自由與民主、中國現代化道路等諸多重大問題。

新左派對全球化持質疑或反對態度。他們認為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只能是一個夢，WTO是西方套在中國脖子上的絞索，兇多吉少。就國情來看，新左派認為，中國已經演變為市場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國公司掠奪中國資產，奴役中國民眾。中國市場導向的改革弊端叢生，致使中國出現貧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惡的現實”，難以實現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特別是國企改革，黑箱作業鯨吞全民資產，造成了嚴重后果。但是，這些弊病是怎樣產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國內政治體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

新左派不少人士贊同“文革”，他們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積極作用”，提出應該從中吸取群眾運動的經驗，學習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并通過贊揚格瓦拉稱頌革命。就上述主張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民主社會主義——走出“叛徒”形象

很長時間里，民主社會主義在國人心目中是負面形象，是“叛徒”。長達幾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興趣，但沒人敢于公開正面地為民主社會主義以及社會黨辯護。

有學者說，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區別在于，自由主義側重個人權利，民主社會主義側重群體福利。他們引用東歐劇變之后從共產黨改名而來的東歐各社會黨的綱領說明這一點。保加利亞社會黨說自己是“一個群眾性的黨，代表并捍衛勞動群眾的利益，為低收入階層提供社會保障，反對失業和貧困化”。羅馬尼亞社會民主主義黨強調“應實行真正的社會保障”。這里不是散發著濃濃的社會主義味道么？

民族主義——非理性亢奮并非中國福音

美蘇冷戰結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義也趁勢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義主張，要求反擊西方顛覆陰謀，加強愛國主義。

1996年出版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掀起情緒化民族主義沖擊波，使民族主義議題從學界進入大眾領域。2009年，《中國不高興》一書問世，可看作《中國可以說不》的續作。奇妙的是，與《中國可以說不》出版時受到熱捧不同，《中國不高興》沒有得到媒體好評，頗多媒體甚至對此書持嘲諷態度。

有學者評論說，民族主義有很強的非理性一面，現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長期積弱一朝發達的亢奮。中國經濟蒸蒸日上，經濟規模馬上要躍居世界第二，亢奮的民族主義只會加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緊張關系，只會有助于“中國威脅論”擴大市場，并非中國的福音。

新儒家——要求以儒學為官學，以儒教為國教

2003年至2005年，內地部分儒家學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爭議，是為近年文化保守主義復興一大高潮。

大陸儒教的倡導者要求把儒學樹為官學，以儒教為國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們要求廢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把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根本指導原則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指導性意識形態。以上是所謂上行路線。

下行路線則是在全國民間普遍建立儒教社團，成立儒教協會，開展活動，鼓勵民眾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民粹主義——破壞性手段終將使民眾受傷害

概括起來說，民粹主義的基本含義有以下幾項： 一是極端平民主義。二是反對在間接民主基礎上的代議制民主。要求普通民眾直接參與政治決策過程，要求直接的“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貧富”。四是視革命道德至高無上。五是訴諸街頭運動，訴諸暴力，熱衷于“推翻”、“革命”。

社會轉型期正是民粹主義高發期。在中國實現市場經濟轉型的今天，民粹主義再度高漲。最具爆炸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官黑勾結、貧富分化等熱點，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義滋長的土壤和氣候。

民粹主義當然是對社會不公以及腐敗的抗爭手段，但是它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常有破壞性，結果將給民眾帶來更大的傷害尤其當大眾被某些魅力型領袖控制利用的時候，群眾運動往往成為強制意志統一、壓制個人權利的反民主的專制手段。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精英主義。中國改革的最大變化之一，是以精英主義取代民粹主義，結果是財富噴涌，經濟暴漲。但是，精英群體也魚龍混雜。當精英聯手維護自身利益，走向特權和腐敗的時候，也會刺激民粹主義，給社會造成很大危害。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0年第1期

（作者馬立誠系政論家、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