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月度輿情指數》是中國青年報社中青輿情監測室設立的一項輿情公共服務產品。是以問卷調研方式，向專家學者、政府公務員、媒體人、意見領袖、普通網民5個群體收集民意。不同群體是從中青輿情指數樣本調研庫中，隨機抽取。將其對每月重大公共輿情事件的“打分”，再加上中青華云輿情監測系統對熱點事件的監測數據，經過加權處理后，轉化成一系列衡量政府輿情響應能力的指標。

中青輿情指數各項指標說明如下：信息覆蓋率：主要反映某一公共輿情事件的客觀傳播力。應對能動度：主要反映政府機關對某一公共輿情事件的回應積極性和重視程度?；貞竭_率：主要反映政府機關對某一公共輿情事件的回應，是否有效“抵達”了受眾。答復識別率：主要反映政府機關對某一公共輿情事件的回應，是否被有效“解碼”，輿論認為官方回應是否清晰、準確、翔實、可信。輿情滿意度：主要反映輿論對某一公共輿情事件中，政府機關作為的總體評價，或稱綜合滿意度。

中國青年報中青輿情監測室今日發布第三期《中青月度輿情指數》。在9月被調查的20起重大公共輿情事件里，全國較有影響案件的開庭或宣判占11件，堪稱“審判月”。伴隨著法槌一次次落下，不同觀點在各種輿論場展開競逐。法治精神也在爭議中前行。

本期中青輿情指數顯示，有6起案件的處置達到了60分以上。其中，“大興摔童案”主犯被判死刑、李某某因強奸罪獲刑十年和薄熙來一審被判無期徒刑，綜合滿意度位居前三。

但“山西男童被挖眼案”宣布告破、法院不認定王書金系聶樹斌案真兇和“捅死城管”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則更多呈現出分歧的一面：至今未止的爭議，影響了三者的綜合滿意度，也考驗著相關政府部門進一步的響應能力與誠意。

為什么同樣是舉國矚目的重大案件，有的能“低開高走”，并終獲認同？有的則質疑頻現，繞不出“不信”泥潭？

“李某某被認定強奸罪”如何贏得理解

在本期輿情指數綜合滿意度排名前三的事件中，至少兩個的主角曾“身份”特殊。

中青輿情監測室發現，后二者的信息覆蓋率均在90%以上。對“特權可能影響司法”的疑慮，幾乎曾令它們的每一次風吹草動，都處在輿論的灼灼檢視之中。而司法機關9月里分寸得當的輿情響應，令兩個“特殊被告”的案件，非但沒因特權蒙塵，反而被一些受訪者視作社會進步的標尺。

以李某某等涉嫌強奸案為例，這是一起輿情響應“低開高走”的典型。

李雙江之子李某某，自今年2月因涉嫌輪奸被拘留后，并不復雜的案件一波三折：從李某某到受害人楊某，從夢鴿到李家法律顧問，再到涉事酒吧人員、其他被告和受害者的代理律師……各方力量在其中激烈角逐，各執一詞，儼然演成了連續劇。

而很多網民注意到，司法機關的相對沉默，使這場曠日持久的爭執更多只是“口水仗”。在缺乏證據的“站隊潮”中，真相愈發面目模糊。

由于雙方當事人身份差距懸殊，眾多網民將這個案件視作“特權階層和平民階層的對抗”：“我們之所以揪住李某某案不放，是擔心特權遮蔽司法，黑幕擾亂了公正?！币惨虼?，李家相對強勢的態度——包括一些合法的辯護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解讀成“權勢在逐漸收緊的法網中，左沖右突尋找突破口?！鄙踔涟肽晡撮_庭也被網民質疑：“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早該結案了吧？”

猜疑根本上來自信息不透明。

中青輿情監測室注意到，9月26日以前，相關司法機關的綜合滿意度連續數月在40～50分區間內徘徊。直到宣判當天，法院在信息公開方面密集“出擊”，公眾對司法不公的焦慮才開始消散。

法院在發布會上，以人證、物證和書證，詳細披露了認定李某某構成強奸罪，并且是主要暴力行為實施者的證據鏈條。有媒體人總結，盡管李某某案“各種折騰讓人揪心，但一審守持住了司法的基本面”。

的確，依法判案是贏得理解的基石，而公開透明是通往理解的路徑。盡管此案涉及未成年人等因素，相對更注重隱私保密，但依然有可以作為的空間。也因此，9月，李某某案的相關司法機關無論應對能動度、答復識別率，得分都大幅提升，綜合滿意度超過了86分，實現“逆襲”。

薄熙來一審被判無期徒刑獲85.7高分，同樣基于“法律沒有在特權面前繞路”。而且，其審理公開透明度，在該級別的官員中是史無前例的。

對于任何事情，不同的聲音總會存在。但欲致千里，必先積跬步?！氨∥鮼肀慌袩o期徒刑，李某某受審，至少說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因為某些人擁有多一點社會資源就擁有法律上的特權，這是法治在進步?！本W民“清泉石上流20”微博中這樣評論。

“表哥無表，房姐無房”道出了什么

從蔣潔敏到丁書苗，從張曙光到楊達才，本期中青輿情指數調查的20起重大公共輿情事件中，與反腐相關的占7件，但綜合滿意度相差較大。比如“表哥”和“房姐”獲刑，平均只得55.4分，排名位居“中后段”。

有意見領袖在問卷中寫道：對這兩個案件不滿，很大原因在于“表哥無表，房姐無房”。這樣的反腐是否有避重就輕之嫌？

“表哥”楊達才的落馬，最廣為人知的情節，是被網民扒出的疑似11塊名表；“房姐”龔愛愛“聲名鵲起”，一個最大發酵點則是價值數億的44套房產。而相關司法機關或因缺乏確切證據，或因認定房產合法，令二者的獲刑似乎與“表”和“房”無關。這樣的結局，難免令一直圍觀的公眾感到失落，進而質疑。

但若剝離這兩個標簽，楊達才和龔愛愛獲刑，必須因為手表和房產嗎？不必。有44套房產的人，財產來源必然不合法嗎？未必。但是，官員或富商身份助推出的巨大貧富差距鴻溝，使這兩起案件承載了民眾對反腐、平等的更多期待，而面對民眾最關切的點，卻缺少周詳解釋，易導致民意不解。

“表哥無表，房姐無房”的困局道出了什么？它其實給當下的輿情響應雙方，各出了一道題：

對官方來說，如何把好法治的舵，在風口浪尖的民意大潮上行船？愈發考驗著相關司法機關的能力和誠意。另一方面，如何正確看待法治之下“與既有預期不盡相符”的結果？這也對掌握相當大話語權的民間輿論場，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青輿情監測室認為，在信息覆蓋率達65%以上的“表哥”和“房姐”案中，相關司法機關主要“輸”在應對能動度上。當“表”與“房”已是不可回避的民間焦點時，官方僅以只言片語匆匆響應，解除不了民意的不解與不滿。

而硬幣的另一面是，在每個個案中，民意與法治精神不可能總是步步合拍。

在“房姐”獲刑3年后，法學教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陳春龍剖析了法治與民意的區隔所在：“網上傳說‘房姐’有很多套房子，但數量有多少、是不是非法，最后寫入判決書，要靠證據說話?！?/p>

對證據的追查可以不必止步，但在缺乏確鑿證據階段，恪守底線的法治則“不喧嘩，自有聲”。

本期中青輿情指數中，上述“糾葛”，在夏俊峰案里似乎更加明顯。

2009年，小販夏俊峰持刀致城管隊員2死1重傷。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因為施害者和受害者“小販”與“城管”的身份標簽，而變得不再普通。9月，夏俊峰終被復核死刑的消息，如一記重磅炸彈，炸開了互聯網上各種紛爭的“潘多拉盒子”：有人從人性和感情的角度，對夏俊峰及其家庭抱以同情；有人出于對城管群體的“原罪”推定，將夏視作對抗城管制度的“英雄”；有人則提出，個體暴力不應因弱勢標簽而被“洗白”。

中青輿情監測室認為，在高達84.3%的信息覆蓋率下，各種觀點競逐，是這個價值多元化社會的常態。面對爭議，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底兩次釋疑，用身份各異的目擊者證言，以及被捅刺的刀數、深度、位置等鑒定結論，回應“夏俊峰是否曾遭毆打”、“其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等敏感問題。從應對能動度看，得分高于“表哥”、“房姐”案件中相關司法機關的響應。

但引發此案爭議不斷的社會土壤，并非兩次回應所能消弭。有受訪者在問卷中寫道：“雖然這次法院對網上的聲音沒有‘裝睡’，但數千字的回應，顯然匹配不了公眾對真相的期待?！?7.2的綜合滿意度，也預示著相關司法機關在彌合不同群體心理鴻溝的道路上，任務艱巨。

好在，爭議也往往推動著思考。在幾輪質疑——回應的互動中，法治的基本精神得到了傳播。

《人民日報》法人微博針對夏俊峰案所轉發的評論，或許道出了“法、理、情”的正確排序所在：“在法治社會，‘法’、‘理’、‘情’三者之間，是有鐵一樣的排序的。同情是美德，但法律更是底線。承擔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是法治社會每位個體的必須?！?/p>

在民意與司法之間，能融化分歧堅冰的，唯有穩如磐石的法治立場。

有網民總結，這意味著法治“既蓋得過行政（特權）的光輝，也壓得住輿論的洪川”。中青輿情監測室認為，這個要求難，又不難。而且，有時“輿論審判”的出現，恰恰是出于對司法不公的集體焦慮。那么，司法機關先消除這一焦慮，抵擋輿論洪川才有公信和底氣。

山西男童挖眼案為何陷入“不信”泥潭

在本期中青輿情指數中，5個群體對相關政府機關在“山西男童挖眼案”和王書金案中的輿情滿意度均不高。

中青輿情監測室發現，二者有一個顯著共性：信息覆蓋率和官方的應對能動度不低，但答復識別率卻都在30分上下徘徊——其中，程序上的瑕疵，輻射到了公眾對結果的判斷，使它們同陷“不信”泥潭。

以“山西男童挖眼案”宣布告破為例，它為何沒能令公眾松一口氣，反而掀起一場“全民福爾摩斯熱”？癥結更可能不在實體，而在程序。換句話說，不在于“你說了什么”，而在于“你是怎么說的”。

8月底，山西汾西縣一男童小斌斌在家門口玩耍時，被騙至野外并挖掉雙眼。這起殘忍案件一經披露，迅速發酵成舉國焦點。9月3日，警方宣布的“謎底”令人大跌眼鏡：警方綜合偵查和刑事技術DNA檢驗結果認定，嫌犯是小斌斌已自殺的伯母張會英，動機是贍養老人問題。

據網易一項有16480名網民參與的在線調查顯示，選擇不接受“伯母是嫌犯”的網民比例，超過七成。

“男童被挖眼嫌犯確定為其伯母？4大疑點待解：第一，斌斌為何沒有認出伯母？‘黃頭發’、‘外地口音’如何解釋？第二，作案動機是什么？家長里短的到不了‘挖眼’的地步；第三，本案家屬是否遮蓋了部分隱情？第四，張會英墜井身亡的第二天，警方搜出血衣的消息就傳開了，為何10天后才公布？”微博上，哪怕一名普通網民，都不難總結出與警方結論相悖的蛛絲馬跡。

盡管面對質疑，警方次日就公布了更詳細的案情。但截至發稿，認可者依然不多，28.8的答復識別率，排名墊底。

中青輿情監測室認為，“不信”泥潭背后，是公眾對警方急于破案，可能不惜“拿死人頂包”的一種集體擔憂。而官方的不力響應，使擔憂不減反增，一個“可能正確的答案”也會被質疑聲湮沒。

在山西男童挖眼案中，警方至少在三處加劇了擔憂：第一處是前期不作為，任由“黃頭發、外地口音”等非權威說法滋生，當“謠言”已被公眾接納為“事實”后，再試圖以權威說法扭轉，只能事倍功半；第二處是信息披露不充分，當警方宣布一個與“常理相距較遠”的結論時，卻沒能匹配上完整而嚴謹的證據鏈，以致“死無對證”、“草率結案”的質疑，一點點消耗了公信力；第三，信息發布的出口過多，當事人口徑不一，尤其是在宣布破案之后，小斌斌家屬的說法前后矛盾，致“警方施壓，家屬改口”的猜測如陰云盤踞。

法院不認定王書金系聶樹斌案真兇，引發質疑不斷，程序瑕疵同樣是難以繞過的理由之一。

中青輿情監測室看到，盡管法院在宣判當天，就披露了作案時間、受害人死因等4個關鍵點，以闡述“王書金的供述與相關證據不符”，但回應到達率僅為39.4%。有媒體人在問卷中剖析：“更多網民的關注點，早已不是案情本身，而在王書金案與聶樹斌案的關系——如果司法機關把‘王是真兇’作為重啟調查聶樹斌案的‘前提’，那么，任何說理都很難讓人心平氣和地聽下去?！?/p>

還有人發微博稱：“把聶樹斌案卷中的口供與王書金詢問筆錄相比較，不用很深的專業知識，就會判斷出誰是真兇。問題是，聶案主要部分案卷，不會讓律師查詢?！庇芯W民據此判斷，若司法機關有意在聶案和王案間建起一道“防火墻”，“很難想象其中沒有‘黑幕’?！?/p>

誠然，法律是追求公平正義的。但結果公正不太可能既讓原告滿意，又讓被告滿意。因此，法律公正很多時候表現為程序正義：在訴訟過程中，允許各方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使盡渾身解數，朝著己方想要的判決方向努力，司法機關還要為合法的努力提供保障。

還是那句話：公信力是一步一步積累出來的，司法機關不妨先從程序上起步。對法治，每人心里都有一桿秤。程序對了，即使結果不能讓每一方都滿意，至少可以讓大部分“圍觀”的民眾心服口服。

《中國青年報 》（2013年10月09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