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在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曾發表過一段著名的“高墻與雞蛋”理論：“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體制是高墻，人是雞蛋，無論高墻多么正確和雞蛋多么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p>

9月，這段理論某種程度上在輿情中得到了生動詮釋。

張曙光，丁書苗，楊達才，龔愛愛，夏俊峰，李某某，王書金……“審判月”里，一個個名字走上審判席，幾乎令人目不暇接。這些名字或曾飛黃騰達，或曾辛酸卑微。而他們可能經歷一個共同命運——在民意與法治的漩渦間掙扎。

本期中青輿情指數顯示，薄熙來案、李某某案和夏俊峰案，是最為5個群體受訪者所熟知的輿情事件前三名，而上述“糾葛”在它們身上，亦格外明顯。三起案件的被告身份，各自被一些輿論簡化成了某種標簽，都承載著超越案情本身的社會意義。人們不單單將它們的走向視作“個案”，某種程度上，它們也被視作“特權”或“弱勢群體”在法槌面前的一次大考。

這不僅引發網絡輿論和法庭審判的激烈對撞，民間輿論場自身也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多?！斑@就是‘審判月’的特殊性。要么特殊在當事人，要么特殊在事件的性質，要么特殊在輿論的關注，我們能夠感知司法在這些案件審判中的壓力，也能感受到各個方面的力量在其中的投入?！庇忻襟w人這樣總結。

于是，本期輿情指數調查伴隨著一個顯著特征：某起司法審判的結果，幾乎很難不激起爭論的漣漪，不同人對同一案件的看法，可能相去甚遠。比如，對李某某獲刑十年，受訪的網民群體多擊節叫好，而專家學者群體中，卻不乏“李某某是否成為某種宣泄口”的反思；對夏俊峰終被執行死刑，意見領袖多認為“公權碾軋了弱勢群體”，而在記者和媒體人中，則有人明確提出：“死亡城管有過錯，但將所有城管之惡加諸其身，于案情并無意義。”

分歧顯示了多元價值觀的生長。但在“高墻”與“雞蛋”面前，永遠站在“雞蛋”一邊的思維，卻也是一把雙刃劍——它令社會具有更多同情心與正義感，卻欠缺了理性和客觀。把復雜的案情，簡化成了一道“強勢與弱勢，誰贏？”的選擇題。在非黑即白的對壘中，法治精神很難有成長空間。

在夏俊峰案的一片喧嘩里，被殺城管之一申凱的父親對媒體講的一段話，引人注目。他認為，“（當事人）都是人們表達情緒的靶子，沒有人真正關心事實是怎么樣的”。媒體問：“您認為事實是什么？”這位父親說：“事實就是，我的兒子和張旭東被夏俊峰用刀捅死了，我們兩個家庭都毀了。夏俊峰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這是法律給這個不幸事件作的終結?！?/p>

“審判月”帶給全社會的財富正在于：它促使不同群體思考，在“高墻”與“雞蛋”面前，究竟該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

答案并不復雜。它既不應是“高墻”，也不該是“雞蛋”，而是恒定的法治立場——法律的剛性是全社會需要堅守的底線。法治應該像一枚“定海神針”，以事實與證據支撐其筋骨，無論對“高官”、“星二代”還是“小販”，都恪守同一條紅線，動不得、搖不得、彎不得。

9月，公眾看到，盡管一些案件圍繞著猜測，也有法治以外的力量試圖參與改變案件的進程和結果，但法治精神也在爭議中前行。對一些官員的審判，讓公眾看到了“刑也上大夫”；李某某案的一審結果，讓公眾感到夢鴿的“救子”戲碼，對法庭所能施加的影響實則極其有限；而夏俊峰案塵埃落定，也讓一些人反思：“當‘全民呼吁刀下留人’能改變案情事實和法律，那么，‘全民喊殺’也能?！蓖贫鴱V之，法律就可能成為浮標，難以形成信仰。

法治精神不是一個虛詞，它體現在每起個案里，活在時間的深度里。

要讓法治立場在“高墻”與“雞蛋”面前穩如磐石，官民雙方都任重道遠。對民間輿論場來說，學會理性地接受與預期不符的結果——只要它是法治的，是通往公民社會的必修課。對相關司法機關來說，更要先用行動消除公眾對司法不公的集體焦慮，談論法治精神才可能有公信和底氣。

《中國青年報 》（2013年10月09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