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易財經3月2日訊 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公布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GDP近40萬億元，人均GDP已超過4000美元，屬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而從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看，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如果積累的矛盾無法解決，將陷入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的“中等收入陷阱”。作為中國鄰居的日本和韓國是如何完成這一跨越的？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鑒的經驗？

“中等收入陷阱”是普遍難題日本和韓國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性發展難題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其《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明確提出的一個概念。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是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就會集中爆發，人均GDP無法突破1.1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種發展的停滯即“中等收入陷阱”。

實際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世界性的發展難題，巴西、阿根廷、智利、馬來西亞等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便已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這些國家目前仍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亞洲國家菲律賓，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均GDP在亞洲僅次于日本，但由于未解決好發展問題，至今仍是中等收入國家，而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則后來居上，成長為“亞洲四小龍”。

“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特征

曾有媒體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這些體征是專家們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身上總結出來的，有著現實的借鑒意義。而就中國目前的情況看，正面臨這十大問題中的大多數。最近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同樣出現了貧富分化嚴重、腐敗多發等問題，此外，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方面的矛盾也逐漸凸顯。而在諸多問題是，如何實現國民收入與GDP和財政收入的同步增長被認為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日本和韓國成功跨越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發展中均要面對的難題，而作為中國鄰居的日本和韓國則是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

1968年日本超過西德，GDP總量達到1000億美元，從而在經濟規模上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的第二十位。但在此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日本的人均GDP繼續高速增長，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于歐美發達國家，而且基本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平穩度過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韓國在1980年時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時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韓國人均GDP就已達到了11469美元，突破了標準線人均1.1萬美元大關，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日本和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均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們的成功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日本和韓國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破除經濟壟斷強力打壓財閥

日本和韓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均出現了勢力強大的財閥集團。隨著這些財閥壟斷的范圍越來越大，漸漸成為經濟自由發展的障礙。而日本和韓國均對該國的財閥進行了強大打壓。

二戰結束后不久，日本政府凍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大財閥的財產。此后解散對象不斷擴大，先后指定56個家族為財閥家族，625個公司為“限制公司”。為防止財閥復活，還公布了《關于禁止壟斷和保證公平交易的法律》和《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并按此法律分割了325家被指定為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企業。

在韓國，自1950年代后期，逐漸形成了三星、樂喜、東洋、金星等較大的壟斷集團，在之后的30多年時間里，收到政府的重點扶持。但是，在這一過程中，財閥逐漸形成了與政府、銀行之間的三角關系，大多舉債經營。進入上世紀90年代，韓國政府逐漸意識到“財閥經濟模式”不利于市場化競爭、容易催生腐敗等弊端，開始減少對財閥支持。而一些財閥為了能夠繼續獲得政府的支持，不惜重金賄賂政府高級官員，甚至直接把對象圈定為總統，一時間“黑金”泛濫，全斗煥、盧泰愚、金泳三，這些韓國前總統都不同程度地跟賄賂有染。1998年初，韓國前總統金大中上臺伊始，強力打壓財閥，整改財團財務結構，實行企業重組，規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資體制，加強稅務監管等措施。

重視增加民眾收入和社保

日本和韓國均重視增加民眾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的收入。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推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10年內將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一倍，而僅僅經過7年的努力，就實現了國民收入翻番。二戰后不久，日本為增加農民收入，進行了農地改革，廢除地主制，佃耕農成為自耕農，取消了高達50—70%的地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此外，日本建立工會組織，制定了勞動三法（工會法，勞動關系法，勞動基準法），承認建立工會的自由和與團體的斗爭的權利。

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農村問題十分突出。很多韓國農民“住草屋，點油燈，吃兩頓飯”。而進入70年代，韓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新村運動”，以政府支援、農民自主和項目開發為基本動力和紐帶，帶動農民自發進行家鄉建設。

日本和韓國的上述改革，增加了農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隨著經濟發展出現過度的貧富差距。此外，日本還非常重視社保。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在80年代的泡沫經濟尚未到來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設，并積聚了足以抗衡后來出現的更嚴重、更長時間的經濟衰退的力量。這些年來，歐美國家出現較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日本都沒能躲過，但是日本沒有一蹶不振，很大程度上在于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完成了“基礎建設”。

重視反腐推行財產公示制度

官員腐敗和政府失去公信力是導致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在處理腐敗問題上，韓國由總統帶頭進行財產公示，鐵腕反腐，日本也推行了財產公示，日本的媒體也發揮了輿論監督作用，揭露了多起首相腐敗大案。

1993年，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在腐敗積重難返的韓國閃電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反腐風暴中，數千名官員受到懲處，包括國會議員、法院院長、部門長官、空軍和海軍總長等高官顯要。日本的官場腐敗也是由來已久，而日本媒體和在野黨在揭露腐敗丑聞推動政治改革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田中角榮、竹下登、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樹等多位首相卷入腐敗丑聞，都是在媒體進行深入的調查報道和在野黨在國會中的窮追猛打下才取得突破性進展。此外，日本還有較為完備的防治腐敗的法律和制度，日本刑法典中設立了反貪污賄賂罪專章，該法先后進行過13次修正。1992年，日本公布“國會議員資產公開法”，讓官員進行財產公示。

結語：“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有的國家由于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而日本和韓國成功跨越這一障礙得益于他們在打破經濟壟斷、增加民眾收入和反腐敗等方面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