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教書育人楷模將我國師德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當代中國師德建設要有與時俱進的整體社會環境的支持

■“以人為本”原則在師德建設程序上應該轉換為建設“師本”型教師專業道德的實踐

■從提高師德規范專業水平入手建立師德規范體系是師德建設的當務之急

最近評選出的“全國教書育人楷?！钡氖论E和精神令世人感動?！叭珖虝丝！笔俏覈?600萬人民教師的杰出代表。他們胸懷祖國、情系人民，熱愛教育、關懷學生，教書育人、為人師表，甘為人梯、樂于奉獻，把滿腔熱情和全部精力獻給人民教育事業，彰顯了新時期人民教師的理想情操、高尚師德和人格魅力。

師德或教師專業倫理（專業道德）問題一直是社會最為關心的熱點教育話題之一?！叭珖虝丝！痹u選活動的開展，讓更多有識之士再次關注師德建設課題。在開展向教書育人楷模學習的過程中，一個需要我們進一步認真思考的問題是：這些楷模的事跡體現了哪些新時代的教師專業道德、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師道德？

我們需要“專業的”教師道德

在既往的經驗性的教育發展階段，師德問題與德育等問題相似。但在教育科學已有較大發展、教師專業化已經提上教育事業議事日程、師德規范制定的復雜性也前所未有的今天，師德問題的討論和其他教育問題一樣都應該有起碼的專業性。就是說，當代中國師德規范的確立就不應再是一般倫理規范的簡單重復，而應該充分反映教育專業的特性。教師道德應該是“專業的”倫理，而非過去一般意義上的“行業的”道德。

教師專業道德當然是一般倫理在教育領域的特殊應用，但是又非一般倫理原則本身。比如一般的公正原則要求我們對所有的學生一視同仁，很多情況下也是對的，但是教育活動中“因材施教”原則常常要求教師用形式上好像并非“一碗水端平”的手段處理看起來完全一樣的教育事件。換言之，日常教育公正實踐中比較多的是“實質性公正”，而非“形式性公正”。因此，依據教育實踐的實際去考慮師德內涵的特殊性是我們有效進行師德建設的重要方法。沒有教育專業的考慮，就無法建立和真正理解當代教師職業道德。

此外，小學、中學、大學等教育的學段不同，同一個師德規范的具體要求肯定有許多差異，不同年齡、職齡、性別、學科教師的師德理解和需求也都各不相同，教師專業道德建設必須充分考慮不同群體教師專業發展的實際等，也是師德建設必須“專業化”理解的重要維度。師德楷模們的許多優秀品質無疑值得全國教師學習，但是如何有效地開展學習活動，則應該有比較專業的分析與設計。

21世紀的中國教育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追求專業性、高品質的嶄新階段。與此相應，提高教師道德理論與實踐的專業性水平也應該引起教育理論界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我們歡迎社會對于教師道德有最廣泛的關心，但是我們更是由衷希望全社會對師德問題的關注能越來越專業。只有教師專業道德的觀念確立起來，我們才可能確立有效的專業倫理及其評價標準。

我們需要“先進的”教師道德

所謂“先進的教師道德”主要包括兩大含義：教師應該有崇高的師德追求；對師德的理解也應該與時俱進。前者更多對教師而言，后者更多針對社會大眾。

首先，教師應該有崇高的師德追求。實際上，即便是一般道德規范也不同于經濟生活的法則。因為后者以利己為博弈的基本規則，前者則以限制自己的利益方式，甚至用利他主義的超越性原則處理人際關系。因此，講道德就意味著過高尚的生活。沒有生活的理想性、超越性，也就沒有道德生活本身。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其專業道德的基本要求應該在一般社會道德水平之上。這不僅是社會大眾的期待，而且是職業特點的要求使然。試想，教師在人格上如果沒有適當的高度，豈能在做人上教育好自己的學生？“范跑跑”事件發生后曾經有很多人以基本人權為由，為教師的道德缺位辯護，從專業倫理的角度分析這是十分荒謬的。每個人都不是完全自然的“裸人”，特定身份尤其是特定專業身份會在他的基本人權實踐上打上特殊的印記。普通人當然有平等的逃生權利，但除非萬不得已，一個消防隊員卻沒有從火場走開的自由。同理，如果你希望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和小朋友一起“平等”地爭奪生的希望，則你原本就不應該進入以呵護和促進兒童全面成長為職責的教育職場。教師之所以受人尊敬，第一原因乃在于教師職業的精神性、高尚性，舍棄道德的高尚性，無以理解教育事業及教師倫理的基本特質。教書育人模范們的精神之所以值得全體教師學習，也在于他們代表了無私奉獻、教育公正、教育愛等最先進的教師專業道德。

其次，對師德的理解也應該與時俱進。中國社會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古代、現代、后現代價值觀念雜糅，人們在評價師德問題時常常缺乏統一的標準。比如，一方面家長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個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常常不希望孩子的老師“太有個性”；一方面社會大眾希望建設平等、公正的社會，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常常過分希望老師要“像老師的樣子”（做無原則和片面的犧牲）、不能有哪怕最起碼的權利主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反問自己的是：我們對人、對己的道德標準是否應該具有起碼的一致性？需要實現道德觀念變革與進步的僅僅是教師群體，還是也應包括社會大眾在內？因此，我們不能用落后的舊標準去評價新時代的教師專業道德。新時代師德規范的建立一定要與社會文明的整體進步一致，當代中國師德建設更要有與時俱進的整體社會環境的支持。

我們需要“公平的”教師道德

毫無疑問，教師應該有崇高的師德追求。但在當代社會，崇高的師德本身就意味著公正原則的落實。我們不能設想在整個社會都在追求公平正義的時候，教師面對自己的合法權益被不法侵害時老是表現為怯懦。恰恰相反，教師的崇高人格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以身作則向不平等和社會丑惡現象說不。新時期的師德應該建立無私奉獻和公平正義的平衡，否則我們追求的師德就是一個片面犧牲型的古代師德，那樣不僅對教師不公平，更不利于教師“以身立教”，促進學生公民人格的建立，即不利于學校德育實效的提高。此外，師德規范的主體無疑是教師，教師應該是自己專業規范制定最重要的主體。任何一個沒有教師全程積極參與的師德規范的產生都不僅有違公平、公正的原則，也難以被廣大教師所真正理解、接納和自覺實踐?！耙匀藶楸尽痹瓌t在師德建設程序上應該轉換為建設“師本”型教師專業道德的實踐。

除了師德規范本身應該貫徹公平原則，處理好無私奉獻和公平正義的平衡、教師專業義務與專業權利之間的平衡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以“德福一致”原則處理好師德建設的機制。道德規范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命智慧。擁有道德智慧，人生就具備了“配享幸?！钡谋匾獥l件。人生幸福既是道德人生的必然結果也是道德規范確立的最好理由。目前師德建設實踐中，許多機構只是做師德規范的外在灌輸，收效甚微。師德如果與教師個人的生命質量無關、與教師們的職業幸福無關，肯定是與倫理學的常識相悖的。因此，在師德建設過程中，如何采取切實措施有效地建立師德規范與教師個體幸福之間的有機聯系，讓師德在每一位教師的“肉身”上愉快、有效地生長出來，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我們需要“合適的”教師道德

今天教師職業道德到底怎樣？這是教育領域內外都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恰當回答也需要理性、專業地分析。

在教育領域之外，每每遇到師德模范人物出現的時候，人們常常先將這些模范人物神圣化，而后由此產生對師德的刻板化理解，于是制造一個一般教師無法遵守的“神仙道德”讓全體教師遵守。這種過高的道德期待既不公平，也難以實現。而每當教師們無法踐行上述過高要求的師德標準，尤其是教師群體之中出現極少數害群之馬的時候，媒體和公眾又極容易從對教師道德形象的“神圣化”過渡到“妖魔化”，認為教師“皆禍害”、全國教師的師德水平都很低。殊不知，無論“神圣化”還是“妖魔化”都是一種非理性的認識。客觀地看，我國有1600萬名教師，他們絕大多數都在兢兢業業地工作，我國GDP在很短的時間內上升到全球第二，首要功臣當是中國的教師而非那些世界工廠里直接勞作的工人、企業管理者和科學技術專家，因為后者功勞再大，也無一不是教師培養的！因此社會對教師有比一般職業略高的道德期待是合理的，也是對教師職業尊重的表現，但是如用過高或過低的道德標準去要求和評價中國教師的師德現狀，肯定是不合適的。

以上問題延伸到教育領域內部就轉換為如何建立“合適的教師專業倫理標準”這樣的命題。人們常常在師德規范建設過程中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師德規范應該高一些，還是應該低一些？一些人認為教師是一個崇高的職業，因此師德規范應該更多地反映教育的道德理想；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既然是規范，就意味著是人人都應該遵守的行為準則，所以應該以“底線倫理”為教師道德的標準。其實，這種貌似劍拔弩張的極端主張都是假命題。因為合適的教師專業倫理應該在道德理想和基本要求之間建立合理平衡——一方面有基本的道德要求，違背這些要求就應該遭到譴責甚或懲罰，另外一方面也應該確立崇高的道德理想，作為廣大教師“雖不能之，心向往之”的精神方向和更高教育人生追求的持久動力。但后者既然為理想，就只能倡導而不能作為強制執行的基本規范。目前我國教師專業道德規范總體上缺乏必要的專業分析和科學清理，隨意性強爭議性也就大。因此如何從提高師德規范專業水平入手建立“合適的”師德規范體系，的確是當前師德建設的當務之急。

我們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教育的改革發展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國家發展的希望在教育，教育進步的希望在教師。師德建設是教育事業的重要資源，任何一個有進取心的民族都不可能不關注與教育質量密切關聯的師德建設問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再一次突出強調要“加強師德建設。加強教師職業理想和職業道德教育，增強廣大教師教書育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教師要“以人格魅力和學識魅力教育感染學生，做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開展向全國教書育人楷模學習，必將促進教師道德從一般意義上的“職業道德”向“專業道德”的轉換，使我國師德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作者檀傳寶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