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著名國際共運史學家高放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陶德言、鄧亞君 發自北京

【嘉賓介紹】高放，原名高元浤，1927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1981年經國務院審批的我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是中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共運史學家。著有《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和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別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心聲》等10多部著作，約500萬字，在學術界被譽為“思想高度解放”的學者。

“國際共運不可能再出現以往的革命高潮了，因為時代條件變了”

國際共運沒有統一領導和中心

也有很多共產黨希望中共能挑頭建立國際組織，但我們從歷史經驗出發，不贊成成立國際組織，堅持鄧小平講的“決不當頭”。

《國際先驅導報》：現在還有國際共運嗎？或者當今時代下的國際共運出現了哪些新變化？具有哪些新特點？

高放：我剛參加一個紀念“中共90年”的研討會，會議期間有很多人也問我“現在還有國際共運嗎”、“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等。

我說，國際共運是存在的，但理解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認清時代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當今時代是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的時代，集中特點就是信息化。我們從產生馬克思主義的蒸汽化時代，產生列寧主義的電氣化時代，一步步發展到當今信息化時代，信息化時代會形成各具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以前的時代主題是戰爭、革命與斗爭，現在的時代主題已經轉變為和平、發展與合作。

時代主題變化后，當前的國際共運呈現出5個新特點——

第一，沒有國際組織統一領導；沒有共運中心集中指揮，各黨獨立自主發展。20世紀，統一指揮國際共運的是共產國際(1919年-1943年)，中共就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成立的。共產國際解散后，1947年到1956年是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雖然它是地區性組織，但還是共運的組織中心。情報局解散后，沒有國際組織統一領導了，但還有共運中心集中指揮，這個中心就是蘇聯。

波匈事件以后，赫魯曉夫的大黨主義、大國主義充分暴露出來，也引起其他國家共產黨對蘇共的反感。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出面勸其他共產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需要一個“頭”，你們能當這個“頭”嗎？中共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團結。不過也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到70年代末，我國為爭當世界革命中心，在長達20多年的過程中不僅照搬蘇聯模式，而且還超過蘇聯模式，推行比蘇聯模式更“左”的社會主義，我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到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總結歷史經驗，明確提出國際共運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獨立自主才是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體現。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后，國際共運再沒有中心了。現在世界130多個共產黨，都在獨立探索通往社會主義之路。如果國際共運不存在，那么這130多個共產黨在干什么？所以現在的國際共運依然存在，只不過沒有統一領導和中心而已。

第二，各國共產黨指導思想多元化。共產黨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這個意義上講，指導思想是一元化的；但是各黨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也可以說是多元化的。

以革命任務為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傳統上認為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民主主義革命早就完成了，但是日本共產黨提出仍然要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美國共產黨現在也不提“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認為這條道路在美國走不通。再有對“民主集中制”，各國共產黨原先都以它為組織原則，現在法國共產黨改為“民主制”，認為過去過于強調集中，而民主集中的本質是民主。日本共產黨表面上還是貫徹“民主集中制”，但是它取消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把過去共產黨要“完全服從”黨的決議改為“自覺服從”。

第三，各國共產黨實踐行動多樣化。絕大多數黨從事不同的合法斗爭。有的黨參與議會斗爭；有的黨沒法參與議會斗爭，比如美國共產黨，美共從來沒有一個人當選參議員、眾議員，參選也不可能當選；還有黨繼續搞武裝斗爭，比如印度共產黨(毛派)、尼泊爾共產黨(毛派)。所以不同國家，共產黨的實踐行動多樣化。

第四，各國共產黨組織建設多黨化。一個國家出現了好幾個共產黨，這是以前絕不允許的。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有一個決定，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共產黨，有兩個就要合并。但實踐證明，只有一個共產黨時，黨內斗爭非常尖銳、殘酷。因為人們對把共產主義和本國實踐相結合總有不同看法，不同看法出現了不能妥協怎么辦？所以非要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

現在有不同看法可以另組一個共產黨。分裂雖然分散了黨的力量，但如今來看，分裂未嘗不是好事，避免了黨內斗爭的尖銳化、殘酷化。從而把不同主張公開訴諸群眾，和平爭奪群眾支持，也可能通過一段爭奪，最后還會聯合。

第五，國際共運雖然是各黨獨立自主發展，但相互之間還有聯系，不是孤軍奮戰。雙邊的、多邊的、地區性的、國際性的聯系都有。比如，我們黨和尼共(毛派)就有聯系，還有交往，同時和尼共(聯合馬列)也有聯系。而地區性的聯系，比如拉美地區舉行過共產黨的一些論壇、活動；更重要的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召開的國際會議，從1998年起迄今幾乎每年都開，已經開過11次大會了。

當然，也有很多共產黨提出國際共運還是應該有組織，希望中共能挑頭建立國際組織。但我們從歷史經驗出發，不贊成成立國際組織，堅持鄧小平講的“決不當頭”。

中國對外輸出價廉物美的自主產品

中共是世界共運的“后起首秀”，過去蘇聯模式是輸出革命，目前我們是輸出價廉物美的自主產品。我們通過改革開放，促進國家繁榮富強，這樣我國才可能更多地切實幫助別國。

Q：回顧中共建黨的歷史，90年來，中共的誕生、發展與壯大和國際共運密切相關，相互影響。您如何評估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

A：中共是世界共運的后起之秀。這90年間，我們有挫折、失敗，但畢竟一步步總結歷史經驗后，每一階段的發展都更上一層樓。所以中國社會發生了三次巨變：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從原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這些過程中，我們既得到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也受到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錯誤干擾。然后獨立思考，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我查了歷史資料，按共產黨成立的先后順序，中共在世界共產黨里排名第34位，不是第一批成立的共產黨。到共產國際1943年解散為止，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共成立了66個，我們正好處于后半部分首位。

比我們先成立的33個共產黨，如今基本處于三種情況：一是垮臺。有的解散了，有的改名了，有的改性質了；二是黨還存在，但力量縮小，基本上被邊緣化，在本國政治舞臺上起到的作用很小。三是分裂成幾個黨。比如印度共產黨分裂為4個黨，美國、英國、意大利都有兩個共產黨。

這樣一比，可見中共不僅是后起之秀，而且是后起首秀。中共現在是國際共運中取得的成就最大、力量最強的共產黨。也可以說，是最偉大、最強大的共產黨。最偉大，可以理解為我們擁有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取得的成就最大；最強大，意指我們有8000萬黨員，占世界共產黨總數的85%。其他4個小國、小黨執政國的黨員數量加起來是我們的十分之一。對此，我們一方面，自信、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要自謙、自省，因為我們也還存在很多問題，還面臨很多挑戰，千萬不可自滿自足，自負自傲。

Q：蘇東劇變后，國際共運一度陷入低潮，因此有學者提出“歷史終結論”，但如今隨著中國的崛起，可以說終結了“歷史終結論”。應該說，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根據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16年中國GDP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會否帶來國際共運的新高潮？

A：從國際共運來講，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崛起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的崛起進行比較。一個很明顯的差別就在于，中國是在對外開放中崛起的，不再推進世界革命，而是推進世界逐步改良。

世界革命就是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現在中國尊重各國共產黨走自己的路，我們從1982年十二大以來，堅持并信守與黨關系的四項原則：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過去蘇聯模式是輸出革命，目前我們是輸出價廉物美的自主產品。我們通過改革開放，促進國家繁榮富強，這樣我國才可能更多地切實幫助別國。

但我認為國際共運不可能再出現以往的革命高潮了，因為時代條件變了，過去之所以有革命高潮，就是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第一國際時期有巴黎公社革命；第二國際時期有俄國革命；第三國際時期有中國革命和東歐一些國家革命。今后也不會再出現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高潮，大部分黨將會逐步改良，和平漸進。當然，并不排除個別國家可能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越大，對其他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也會促進他們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逐步漸進。比如，越南和老撾也在1986年的改革開放后取得了顯著成就。再比如，卡斯特羅曾兩次來中國考察，最近閉幕不久的古共六大也釋放了不少改革信息。近年來金正日多次來中國參觀訪問，也很重視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

“中國模式”正在形成中

“中國模式”遠未定型，目前形成的其實是一種“摸式”，即“摸著石頭過河”。

Q：說起中國的崛起，主要原因是中共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中國發展模式引起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西方甚至出現了“中國模式威脅論”。您如何看中國模式的特點、內涵、實質？中國模式的優勢在哪里？

A：其實“中國模式”最早是鄧小平于1980年、1988年提出來的，不是外國人提出來的。但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使用“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因為中國模式還沒有定型，還正在形成中，目前形成的其實是一種“摸式”，即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還有很大的變化和可塑性，最終是要形成“中國模式”的。

“中國模式”全稱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澳Ｊ健边@個詞不是“模范”之義，而是“模型”、“樣式”。它是中性的，在某種程度上偏于褒義，即便是好的模式，也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不好的模式更要大力改革。

目前來看，我把“中國模式”稱為“四不像模式”，這并非貶義，而是反映實際。第一，它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主；從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轉向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從崇拜領袖轉向以人為本；從人治轉向法治；從堅持斗爭哲學轉向構建和諧社會；從過分強調產量、產值增長轉向落實科學發展觀；從對外封閉轉向對外開放；從推行世界革命轉向營造和諧世界等。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國模式確實與蘇聯模式是有區別的，并正在形成中。

第二，中國現在仍然摻雜著蘇聯模式的成分。表現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還不夠健全，傳統計劃經濟和國營經濟的觀念和做法仍然在起消極作用。政治方面，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任重道遠，官本位現象嚴重。在文化方面，也還需要進一步改革。

第三，中國現在已經滲透有美國模式的成分。例如，高管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過大，高管年薪可以達到數千萬元，基層員工年薪不過5萬多元，這是華爾街模式。美國模式中鼓勵競爭的好的方面我們吸收不夠，反而讓貧富差距擴大了。

第四，中國還受到歐盟一些國家模式的影響。例如采用工黨、社會民主黨執政過的國家實行的讓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并排混合發展，私營經濟已經大大超過了國營經濟。而且國營經濟中很多是壟斷經濟，尤其在石油產業、電信產業等領域，阻礙了市場的自由競爭。

我們要做的是要探索一條全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不是照搬、照抄外國模式。我想，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剔除其他模式的影響，要把世界上好的東西都汲取過來，熔于一爐，以社會主義為主體，把不好的東西都剔除，這樣才能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

未來之路要發展公共權力

社會主義要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取得勝利，也應當吸取資本主義的優點。

Q：您對未來國際共運的前景、世界社會主義的前景有何估計？

A：我是樂觀的。只要有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存在，社會主義就必然會興盛發達。社會主義就是要取代資本主義，建立一種比資本主義更發達的制度。但在新科技革命時代，未來社會主義道路應該和以往有所不同。

這些不同包括前面講到的——過去是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現在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探索。但在這當中，共產黨不僅獨立自主、探索社會主義，還應該擅于聯合其他社會主義派別，比如社會黨、綠黨、托派等。過去認為“只有共產黨一家在搞社會主義，其他國家在搞假社會主義”的觀點需要改變。我曾經說過，現階段應該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改譯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事實上，1888年恩格斯校訂的、賽米爾·穆爾翻譯的《共產黨宣傳》英文版就將“無產階級”干脆翻譯為“勞動者”。

狹義的勞動者指雇傭勞動者：自己不占有生產資料，被資本家雇傭。我們如今應該依靠五顏六色衣領的勞動者：西方的藍領工人越來越少了，所謂的管理者、白領工人，還有金領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灰領工人(維修人員和知識產業的開發者、營銷者)、綠領工人(環保領域)、粉領工人(女工)等，也都是未來社會主義要依靠的對象。

更重要的是，今后社會主義應該看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新階段。我曾把資本主義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封建資本主義，資本在封建社會內部孕育著(16世紀至18世紀)；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70年代以后，隨著信息化的發展，資本主義進入了新階段，即社會資本主義。之所以叫社會資本主義，有三個主要特點：社會化程度更高、國家的社會職能大大加強、社會主義因素在逐步增長。這種社會資本主義，不能使用傳統世界革命的辦法來打倒它。

美國最大的危機莫過于1933年那場經濟危機。但羅斯福總統上臺后推行“羅斯福新政”，實行社會保障法，使美國資本主義躲過了這場危機。國內理論界有人說，“羅斯福新政”使美國資本主義死里逃生。我的看法更進一步，不僅是死里逃生，更是“重獲新生”，讓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的活力。新的活力是什么？就是吸取了社會主義中有利的一面，來補救資本主義危機。“羅斯福新政”中的重要措施是“指導性計劃”，就是吸取蘇聯指令性計劃的精華，加強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

所以社會主義要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取得勝利，也應當吸取資本主義的優點，使政治權力公共化。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在于公權，財產公有化。如果公有化的財產再加上公共權力，那就能全面取代資本主義。

我認為，未來的社會主義之路，要重視自我更新，發展公共權力，走社會主義民主道路。這包括三個層面上的民主：黨內民主，主要指黨的權力機關的制度改革；黨際民主，主要指多黨合作領域；人民民主，主要指基層民主政治。

馬克思曾經說過，總結經驗，鎮壓革命的人往往成為革命遺囑的執行人。所以可見，“革命遺囑”是歷史大勢所趨。總體來看，應該講，社會主義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現在的希望就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