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際共運史上最受關注也最具希望的共產主義政黨，在90年的發展過程中，與國際共運的關系是中共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90年來，既得到過后者支持，亦曾受限于其視野；既有過相濡以沫，也有過暴風驟雨。當蘇東巨變的風波已經過去二十年，當中國經濟在中共領導下躋身“世界第二”的位置，或許正如黨史專家所說，其實對中共而言，發展好自己就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貢獻

從合作、斗爭到獨立發展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亞君發自北京1920年秋天，孫中山在上海寓所的書房里接見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兩人的初次見面沒有過多客套，而是坐下來直奔主題：談俄國革命。這是孫中山第一次會見外國共產黨人，來訪者正是俄共(布)遠東局代表維金斯基(吳廷康)。

彼時吳廷康已在中國活動半年有余，他來中國之際正值“五四運動”剛剛落下帷幕。中國人的民族覺醒與自救在辛亥革命失敗后繼續風起云涌，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克思主義也剛剛孕育出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

吳廷康的主要任務之一，也是要在中國尋找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代表人物。為此，他先后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并投入到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籌備工作中。但正如吳當初旨在組成“各革命團體中心組織”的想法，早期共產主義者們的奔波與身體力行雖滿懷憧憬卻很難想見：他們正在著力推動的，是將會在今后90年中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受關注和最具希望的共產主義政黨。

1250元：來自共產國際的“月薪”

在吳廷康返回莫斯科之后，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于1921年6月3日抵達上海。此前一年里，上海、北京、長沙等地先后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馬林建議，“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黨組織通知各地黨組織，“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

是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為興業路76號)秘密舉行。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詞，祝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如果沒有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的支持，就不會這么快、這么順利地建立起中國共產黨?！敝袊嗣翊髮W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景治評價道，“并且在建黨后，中共也不會發展得那么快?！敝泄驳娘w速發展與共產國際制定的統戰政策有關。1922年到1923年，共產國際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在幫助國民黨革命的同時，創造獨立的生存空間和斗爭形式?！捌鸪酰◤垏鵂c在內的不少共產黨員很難接受：怎么能加入資產階級政黨呢？結果，中共從一個只有400名黨員的秘密小組織，一躍壯大到擁有5萬多名黨員(到1927年)。”國際共運史專家高放說。

此外，在經費支持上，共產國際也給予了中共很大幫助。根據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楊奎松的考證：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大約在700元左右。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了1250元。

“兩頭好，中間壞”

不過，共產國際的幫助也給正在探索中的中共革命帶來傷害。按照毛澤東曾經對共產國際做出的評價，從1919年至1943年，共產國際的作用和影響是“兩頭好、中間壞”。

從1927年年底到遵義會議之前，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經歷了三次“左傾”錯誤，分別是“瞿秋白盲動主義”、“李立三冒險主義”、“王明教條主義”。其中，一條貫穿的錯誤思路便是“城市中心論”。

“直到遵義會議以后，中共才確立了正確的路線，有了自己的領導?！崩罹爸握f。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中共中央，通過遵義會議，剝奪了此前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留蘇學生博古的總書記地位，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而此時共產國際也開始反思，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明確表態，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像眾星拱月一樣”圍繞在毛澤東周圍，即支持、承認了遵義會議以后確立的領導班子。

“種玉米的實干家”與“真正的戰略家”

中共革命的勝利無疑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首先開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動，就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對莫斯科進行的前后長達兩個月的訪問。訪蘇的主要目的就是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同時爭取蘇聯的大規模經濟援助。

據國際冷戰史專家沈志華的研究，當時蘇聯對華援助主要通過提供低息貸款、援建重點項目、發展雙邊貿易、派遣蘇聯專家等幾個方面進行。

蘇聯的援助，為新中國初期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鑒于東西“冷戰”的國際形勢，毛澤東制定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

但好景卻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轉直下：中蘇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系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臺和攻訐，貿易額急劇下降，軍事摩擦不斷，1969年雙方更是發生了直接的大規模的武裝沖突。

李景治分析認為，“中蘇論戰本身就有不科學性，它的全稱就是‘關于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論戰’。從蘇共方面講，體現了蘇共大黨主義的傾向?！?/p>

事實上，東歐共產黨在1956年“波匈事件”后，也已流露出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不滿。

當時，也正值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時期。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東歐多國的共產黨紛紛批評了蘇共和赫魯曉夫的錯誤。面對新形勢，為了維護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團結，毛澤東出面勸說大家。

高放介紹說，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可謂“獨具慧眼、獨圓全局”，“當時莫斯科流行一句話‘赫魯曉夫是種玉米的實干家，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戰略家’。不過接下來，中共也開始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經超越蘇共了，赫魯曉夫已經不能再領導國際共運了?！?/p>

高放把之后中國掀起的“大躍進”、“文革”放諸于國際共運發展的歷史背景中，“我們的經濟發展實力還是不如蘇聯，所以‘大躍進’就要使中國在經濟上、科技上盡快追趕蘇聯，在生產關系上盡快超過蘇聯。”

盡管學界至今仍對中共領導人是否想成為國際共運中心存在爭論，但不爭的歷史事實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破壞了我國的生產力，造成國民經濟水平失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雖然“波匈事件”堅定了毛澤東與蘇聯大國主義斗爭的信念，也堅定了他獨立自主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但無論是黨政不分的政治體制，還是由國營經濟、集體主義經濟構成的經濟體制，無一能走出蘇聯模式，反而后期比蘇聯更‘左’。”高放說。

“而中蘇論戰的后果也使國際共運走向低潮，一直到蘇聯解體，國際共運進入了低谷?！崩罹爸伪硎?，“內耗極大傷害了國際共運?！?/p>

蘇東劇變與南巡談話

歷史的車輪曲折前進。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雖然時值寒冬臘月，但卻迎來了中國改革的春天。鄧小平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p>

中國開始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黃宗良看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時期的革除曾經深刻影響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蘇聯模式的弊端的過程”，這體現在：不再強調計劃和指令，而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不再是單一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競爭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

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席卷中國大地時，國際共運卻遭遇嚴重挫折。1991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且不說國際形勢令中國孤立無援，在中國國內也產生了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質疑：改革開放會滑向資本主義嗎？中國會被和平演變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1992年發表了“南巡”談話。其中，他說：“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崩罹爸胃嬖V《國際先驅導報》，“其實對中共而言，發展好自己就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貢獻?！?/p>

也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支持下，中共上世紀90年代開始轉變了對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支援方式，從物質上的幫助轉為道義上的幫助。而親眼見證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巨大成就后，越南、老撾等共產黨執政國也逐漸走上了獨立自主摸索本國社會主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