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引起了國人極大的震驚與無盡的思索。人們在問，我們的社會到底怎么了？我們的底線到底在哪里？

多數人都把此類事件歸咎于肇事者道德的滑坡。其實不然，隱藏在這類事件背后的倫理去魅乃至淪喪比道德滑坡更可怕、更嚴重。我們固然可以說18位路人道德低下，但是，當我們去追問和思考為什么那么多人不敢出手相助時，他們的回答估計會與我們擔心的別無二致，那就是怕傷者或死者家屬無窮無盡的糾纏和漫天的要價。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可以說他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這種心理產生的原因恐怕要歸咎于可怕的社會風氣，不良的社會風氣是促使他們作出這種選擇的最大原因。這種社會風氣在每個人心里積淀并形成為一種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變成習以為常的風俗或思維定勢就是我們身在其中的倫理現實。傳統倫理的去魅乃至淪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代社會已經出現了倫理-道德悖反的現象。2009年《當前中國倫理道德狀況及精神哲學分析》一文公布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對當前道德狀況“基本滿意”的判斷是主流，占69.7%；“不滿意”的占19.4%；“滿意”的也很少，只有5.3%。但是，對目前的人際（倫）關系“不滿意”的判斷是主流，占73.1%；“總體良好”占25.3%。這組數據說明國人對當今社會的道德狀況“基本滿意”，而對社會的倫理關系“不滿意”卻非常高。兩種相反的判斷所達到的社會一致性都相當高，呈現為倫理—道德悖論。

數據中有幾個方面值得我們重視：首先，國人對自身和他人極高的道德認同率說明大部分人能夠做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社會風氣的墮落應該歸咎于一小部分欲壑難填的害群之馬。其次，害群之馬雖然人數不多，但帶來的影響卻極其惡劣。雖然國人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水準還是保持很高的認同，就連小悅悅事件中的18人或許也想到馬上救人，但之所以沒有付諸行動的原因則是對對方的道德水準心存懷疑，這一判斷只能源自于對當今去魅甚至淪喪的社會風氣和倫理狀況的認知。再其次，對“當前道德狀況”較高的滿意度并沒有帶來較高的人際關系或人倫關系的滿意度，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這就提醒我們，當我們高呼道德滑坡的時候，其背后的倫理去魅甚至淪喪則更為可怕和嚴重。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較高的道德滿意度容易讓某些自我感覺良好者沉溺于虛無縹緲的清高之中而不能自拔，而人人都是社會風氣或倫理去魅乃至淪喪的參與者，則恰如晴天霹靂把這些人從自己編織的花環中驚醒。

較高的道德滿意度為什么沒有帶來相應的人倫關系的滿意度？原因在于我們雖有道德認知，但卻沒有道德行動，亦即我們的良知不能順利地轉化為良能。調查還顯示，在回答“現代社會公民道德素質中最突出問題是什么”這一問題時，選擇“有道德知識，但不見諸行動”的高達80.68%；選擇“既無知，也不行動”的占11.4%；選擇“道德上無知”的占6.4%；選擇其他的占1.6%。這表明道德認知與道德行動脫節亦即“良能”缺場。缺乏良能的心靈只能是“優美的靈魂”或“死的心情”（黑格爾），這種人一旦面臨道德境域只能是理智而冷漠的傻瓜，這是當代中國道德狀況的最大缺陷和突出難題。

為什么出現這種知道應該怎么做而不去做、不想做、乃至不敢做的異化現象？追問的結果又會回到當代的倫理狀況上，因為如果我們真的按照我們知道的那樣去做了，我們或許不僅得不到我們應該得到的預期結果，而且還有可能帶來的是做善事沒有善報或好人沒有好報，因為與之相反而大行其道的是，當代社會屢屢出現各種假惡丑等壟斷公共權力與社會財富的種種怪現象。值得我們警醒的是，某些官員、演藝娛樂界明星與某些企業家等在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經濟領域控制話語權的、本應成為國人倫理道德模范的群體，恰恰成了倫理道德方面為國人所不齒而唾棄的群體。這些所謂的精英們成了國人最不滿意的群體的原因，在于他們本該因為人民服務而成為國人道德的楷模，但很多人不去做、不想做甚至為非作歹，占用絕大多數公共權力與社會財富而沒有擁有較高道德和倫理水平。他們的腐敗和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公共權力與社會財富這種倫理存在的去魅與消解。這種異化直接割裂和顛覆了傳統的善事善報或好人好報的倫理信念，間接地切斷了由良知向良能發展的康莊大道，致使當代中國的道德精神發生了變異，雖然良心作為自我道德評價依然很高，但其不僅不能與社會的倫理認同一致，甚至與倫理認同相悖，因而使道德很可能“處于作惡的待發點上”。

不可否認，我們當前出現了道德的滑坡，但道德滑坡背后倫理去魅的后果卻更為可怕和嚴重，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受其影響并對其形成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是“讓給丑惡來開墾”，把他變成聞一多先生筆下的“一溝絕望的死水”，還是把他改造成“美的所在”，該是我們清醒地作出選擇與行動的時候了。

（作者系武漢紡織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