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改變著人類。無論東方西方，無論是已“后現代化”還是正在努力實現現代化，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信仰危機。

一個民族的崛起或復興，常常以民族精神的崛起為先導。一個民族的衰落或覆滅，則往往以民族精神的萎靡為先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在現代化的艱難進程中實現，現代化則要靠體現民族精神的信仰力量堅實支撐和強力推動。

現代化進程中的“信仰之惑”

現代化推動全球化。經濟正融為一體，空間距離在減少，生活水平在提高。可是：我們居住在新的、但卻污染著的環境之中。我們的食品色香味俱佳，但卻充滿添加劑或轉基因；各種各樣好工具使生活變得既便利又復雜,無處不在的通訊網絡，快速更新的電器電腦，眼花繚亂的電視電影，使生活既豐富多樣，又復雜多變；人類總體絕對生活水平在日趨提高，相對差距卻在日趨加大，絕對貧困化仍在蔓延；人類的總體平均壽命在生命科學的進步中延長，但個體感受的不幸和痛苦卻在同步增加；人們跑得更快，聲音傳得更遠，看見的東西更多，移動的幅度更寬，變成滿身都是機器的血肉之軀，可精神卻缺少關照；人們擁擠在高節奏的、充滿誘惑的現代生活中，人心卻沒有片刻安寧。欲望在吞噬理想，多變在動搖信念；心靈、精神、信仰被拋棄，被物化——物質的發展，讓心靈迷失。

當代西方社會在從“現代社會”向“后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上帝之死”帶來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慮。

當代中國社會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遠離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樣性、差異性明顯增強。一方面，人們的文化消費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特征更加明顯，求知、求樂、求美的愿望更加強烈，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監督意識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我國思想道德領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現象，諸如一些人理想信念出問題，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抬頭，部分社會成員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

現代化帶來了“迷心逐物”的現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對自身存在意義的終極關懷。無論社會怎么發展，無論經濟怎么繁榮，如果放棄了對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氣躁不思進取，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心高氣盛欲壑難填，社會不能和諧穩定，發展又如何協調持續？

現代化改變著人類。無論東方西方，無論已“后現代化”還是在努力實現現代化，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信仰危機。

市場經濟沖刷“敬畏”之心

現代化是市場經濟推動的。市場經濟包含著以強調人的獨立性和自我價值為特征的倫理精神和道德要求，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權”的前提下，產生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維度，即，尊重、誠信、守時、互利、效率等相關內容。在人的獨立性基礎上形成的主體利益意識、自主自立意識、競爭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促進了人的個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發展，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巨大的解放和推動作用。但市場經濟中的道德調節有明顯的局限性。

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惡，市場可以容納各種各樣對整個社會來說極不道德的交易，如開設賭場、賣淫等等，這些完全可以和“自由、平等、所有權”的原則相吻合。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規定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東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雙方自愿交換，平等互利，這與市場經濟原則并不相悖。同樣，一些人把名譽、良心、權力和官位等當做商品與金錢進行交易，只要占有者愿意，都可以同貨幣相交換而商品化。市場經濟的互利原則，實際是各方無意識的一種結果，是各方“自私”利益相互制約的結果，是“看不見的手”達到社會經濟的“自然平衡”。但問題是，市場經濟本身不存在產生利他占主導地位的道德機制。等價交換和平等互利原則是在力量對比和利益爭奪的競爭中得到貫徹的，雖然市場機制和法制的完善能夠有效地抑制過度的利己行為，但不可能消除產生這種行為的可能性。主要靠驅動個體利益運行的市場經濟機制，不會自動產生為社會整體利益著想的道德意識。例如，市場經濟本身只關注資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卻缺少對資源貯存和來源的合理考量。盲目開采、掠奪性的能源攫取、無節制的資源浪費和不負責任的環境污染，造成當今人類日趨嚴重的“生態倫理問題”。

毋庸諱言，當前存在的信仰危機，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過度追逐物質利益，人的發展片面化，忽視或無視信仰和人生價值。有些人便會遠離崇高，隨順世俗；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導致泥沙俱下，價值模糊;社會上的各種不良現象和社會問題，導致是非難分，榮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雖有好的“頂層設計”卻難接地氣，給人以“兩張皮”的老套虛空之感，在耀眼的金錢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而信任危機的蔓延，讓傳統道德在市場經濟面前遭遇尷尬。進入市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字當頭，“信”也低頭，熙熙攘攘，信仰沒了！

市場經濟自身解決不了信仰危機問題。歷史告訴我們，理想信仰會使人趨于高尚，會化為推動國家富強、民族興旺的激情與能量。但當下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卻讓中國社會悄然出現從理想主義到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的轉換，價值多元也令信仰變得模糊。“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不斷消解著人們心底的神圣感。

實現現代化就要發展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趨向不斷追求物質利益，實現物質利益最大化，難免不斷淡化和沖刷人們的“敬畏”之心——一切信仰得以建立和鞏固的支柱。

宗教信仰卻正是在“敬畏”這條上，有其所長。所以，面對市場經濟中不斷加劇的信仰危機，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宗教。亞當·斯密主張要讓企業家的血管里“流著道德的血液”，而“在矯揉造作的理性和哲學時代出現很久以前，宗教，即使它只是最為粗陋的形式，便已經頒布了道德規則”。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則強調“新教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要導致資本的積累”，“宗教禁欲主義的力量……提供了有節制的、態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的勞動者”。教徒以世俗職業上的成就來確定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并以此證明上帝的存在。于是創造財富成了一種神圣的天職，世俗經濟行為的成功不是為了創造可供享受和揮霍的財富，而是為了證實上帝對自己的恩寵。

我們不妨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啟示：宗教信仰中的“敬畏”之心可鑒。

人類精神的自律

人如果在金錢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顧不怕不敬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會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恥肆無忌憚之徒比比皆是了，社會就危在旦夕了！如果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大行其道，整個社會的健康肌體就會被侵蝕和損害。一個國家，什么時候也不能沒有精神支柱。一個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道德誠信。金錢的泛濫能使信仰沉睡，官場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市場的失信能使社會畸形。信仰的動搖是危險的動搖，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搖擺是根本的搖擺，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立不起偉大的民族。

再放眼全球來看，今天的生態性、社會性的災難很多都是人類自身的失范造成的。如貧困、饑荒、疾病、腐敗、戰爭、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人口膨脹、恐怖襲擊、邪教肆虐、黃賭毒、自然災害等等，都與人類的無休止活動密切相關。這些情形的背后，更深刻的根源則是現代人思想觀念上缺少了敬畏和因果的信仰。

因此，筆者認為應該研究“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規范）—他律（公德、法規）”這一鏈條中相輔相成的內在規律，給信仰、敬畏留下發揮作用的空間。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這個“他”或許看不見卻總在你心中。這個“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守信”所以能“守”，是因為心存“敬畏”。

人應該不怕鬼神，但不能沒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沒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沒有精神信仰，沒有“敬畏”。在歷史唯物主義者看來，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力量采取了超人間力量的形式，迫使人們去敬畏、信仰它。這種敬畏，說到底是盲目、不可取的。但歷史唯物主義者并不反對人要有敬畏之心、有慎惕之慮、有精神追求。

陳毅詩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覺，其實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縮?！背Ｓ芯次分?，才能常懷律己之心。常有忌憚之慮，才能常思貪欲之害。常有人民之念，才能常修為政之德。

金融危機要防，信仰危機也不能不防。市場經濟要搞，道德準則不能丟掉，“市場社會”不能搞。我們可以從多方面，包括從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千方百計去勸導人們建立誠信、純潔信仰、追求理想，抵御拜金主義的誘惑和沖擊。但凡真善美的事物總是相通的，不論它們以東方文化觀念還是西方文化觀念衡量，都有相同的地方。

信仰者，信，要感恩；仰，要敬畏。信仰的普遍確立要靠榜樣引領，譬如北辰，眾星拱之。尤其當老師的要為人師表，當干部的首先要戒懼敬畏——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就要常具敬畏之戒。

信仰是民族的根。我們可以沒有宗教信仰，但不能總有信仰危機。如何使人從信仰危機中擺脫出來，澄清信仰的真實根基和意義，重塑當代信仰精神，從而賦予人生以真切的意義感和終極的價值關懷，就成為當代人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正如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所說， “人，在發覺診治身體的藥石業已無效時，才能急著找出診治心靈的藥方?！币粋€民族的崛起或復興，常常以民族精神的崛起為先導。一個民族的衰落或覆滅，則往往以民族精神的萎靡為先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在現代化的艱難進程中實現，現代化則要靠體現民族精神的信仰力量堅實支撐和強力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