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給大家講三個方面的問題：世界、中國、世博會。

世界

我認為正確觀察世界、認識自己是我們制定正確方針的基礎。

我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1946年4月，“二戰”已經結束美蘇冷戰開始，當時世界上流行的一種說法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還有一種說法是美蘇之間會達成妥協。1946年4月，中國革命也處在一個關鍵時刻，蔣介石發動內戰，攻打延安。1946年4月，毛主席寫了一篇《關于對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現在回頭看，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對國際國內形勢的估計是對的：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第二，美蘇之間不會破裂而是會妥協；第三，美蘇之間的妥協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國內問題上也要妥協。在中國革命向何處去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的論斷非常好，指導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1959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之后被外交部錄用，到現在我觀察世界已經觀察了差不多半個世紀。1957年我還在上大學的時候，中央召開了八屆六中全會，會上毛主席就當前國際形勢總的特點說了一句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聽到這話我們在校大學生都很興奮，當時大學生對于中央講的堅信不移。但我投身外交工作之后，在美國住了十年，在歐洲住了十五年，多年外交工作的實踐使我對國際形勢有了進一步了解，雖然1958年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在全球占15%，但西方世界一天天爛下去了嗎？完全不是這樣。我們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錯了，看一看歷史就會明白，美國、歐洲的科技革命在蓬勃發展，法國人自己稱戰后他們經歷了光輝的三十年。而那時我國國內形勢如何呢？1958年提出超英趕美、大躍進，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也搞大煉鋼鐵，煉出來的全是廢料。那時候吃飯不要錢，沒多長時間糧食就不夠吃了，實施定量供應，像男同學一人三十六斤糧食，后來減成三十四斤，后來減成三十二斤。這么比較一下，我們更容易看出當時我們對國際國內形勢的估計錯了。

再舉個例子，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鄧小平訪問日本，除了會見日本首相、天皇之外，還參觀了日本的現代企業和高科技設施，與企業負責人和資深經濟界人士、技術管理人員接觸交談。在參觀日產汽車公司的工廠車間時，鄧小平很仔細地聽他們講解，比較了當時日產汽車廠和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汽車制造廠長春一汽，日本的勞動生產率是我們的幾十倍。小平看完之后感慨了一句：來到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現代化。大家都知道鄧小平估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我們起碼浪費了二十年時間，而這個時候很多國家都在大發展，進步得很快，中國是遠遠地落后了。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實施改革開放的方針，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對世界、國內形勢的估計對了，我們的大政方針就突破了。

如何認識世界的大變化？我認為認識世界變化要抓住三條。

第一，時代的變化和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是1916年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論斷，就是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講這個話到現在94年了，我們回頭看一看這個論斷對不對？二十世紀很長的時間里，經歷了中國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后一系列國家爆發的革命，這些都證明列寧這個論斷是對的，列寧這個論斷對中國革命和此前的俄國十月革命有很強的指導作用。

但時代特點是變化的，中國發現時代變化的第一人是鄧小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小平同志對外講話時反復講一個觀念，就是當今世界面臨兩大問題：和平與發展。這個話聽起來很平實，小平講的言簡意賅，但卻很深刻，因為長期以來中國人認為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是戰爭與革命，現在提出和平與發展，這是個大變化，我認為這個變化是我國處理國際關系時的最大變化。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戰爭是決定中國內外政策的關鍵因素。1965年8月我從國外回到國內，領導讓我到外交部工作， 我記得1965年9月29日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舉行中國外國記者招待會，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深長。在革命戰爭時期，毛主席會見記者的方式跟別人不大一樣，毛主席見斯諾一談就是幾天幾夜。新中國成立后，總理倒是經常出國訪問，但在國內也沒舉行幾次記者招待會，因此大家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情。1962年中國跟印度打了一仗，1965年中國跟蘇聯的關系惡化，當時中國面臨的安全形勢非常嚴峻，陳老總在這個時候舉行記者招待會，戰爭是繞不開的問題。

當時政協禮堂擠得滿滿的，駐北京的幾十個外國記者基本上都去了，中國記者就更多了。領導讓我也去了，不是讓我翻譯，而是學習在這種大場合里怎么做好翻譯，當時我們的做法是把陳老總的講話翻譯成英文和法文。當講到戰爭問題的時候，陳老總的幾句話聽得我熱血沸騰。當時陳老總說，你們都來吧，蘇聯從北邊來，印度從西邊來，美國、蔣介石從南邊來，我等你們頭發都等白了。

當時戰爭問題是中國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認為戰爭迫在眉睫，雖然現在我們回頭看時覺得當時毛主席對于形勢的估計過于嚴峻，但也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1969年3月，中國跟蘇聯在珍寶島打了一小仗，幾百人的規模。1969年5月到7月，中國和蘇聯又在新疆邊防發生了沖突。按照這種形勢估計，戰爭迫在眉睫。毛主席估計得很嚴峻，提出了九字方針：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九個字今天的年輕人聽來，可能只是在耳邊嗡一下過去了，而在那個時代，這九個字使得全中國地動山搖，全國到處都在挖洞，那時候我們的報紙天天講：準備打仗，準備早打，準備打核戰爭。毛主席的這個方針在他跟外賓的談話中也表現出來了，他說山雨欲來風滿樓。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講的時候又說，現在燕子已經低飛了。暴風雨來臨前夕，燕子低飛是一種自然現象，因此暴風雨也就是戰爭即將來臨。

那個時候中國人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們喊出的口號很厲害：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帝國主義。1969年發生了一件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想跟周恩來總理通電話，他的電話打到北京長途臺（那時候電話不像現在的手機很方便），長途臺有一批二十幾歲的電話接線員，結果我們那些二十幾歲的小青年就把他罵回去了，你柯西金是蘇聯修正主義的頭子，有什么資格跟周總理通電話？然后去跟領導報告邀功說，我們對蘇修堅持了堅定的立場。

“文革”期間一些青年人把英國代辦處給燒了，后來英國代辦處修好之后舉行了一個酒會，邀請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出席酒會。當時這樣的事情外交部都是要請示中央的，那時候外交部的活動不像現在這么多，請示到了總理那里，總理同意去，并且說去了之后要代表中國政府向英國代表道歉，中國政府是反對燒英國代辦處的，那是一批青年人受了壞人的煽動才做的。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助理在酒會上見到英國代辦準備跟他道歉，話剛到嘴邊，看到幾位北歐國家的大使過來。西方國家中最早跟中國建交的是北歐一些國家，比如芬蘭、瑞典、挪威等。這幾位大使見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助理跟英國代表在談，都想過來聽一聽，于是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助理話到嘴邊又縮回去了，沒有跟英國代表道歉?；厝ブ笾芸偫韱栍袥]有跟英國代表道歉，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助理老老實實地說沒有道歉，他把這個過程講了一下，周總理就不太高興了，他說，中國人做事光明磊落，錯就是錯，你不道歉，只好我出面道歉。結果周總理把英國代辦請到人民大會堂，代表中國政府向他們道歉。總理這個做法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寶貴的財富，大國外交不能搞小動作，大國要光明磊落，錯了就是錯了，但要劃清界線，說明那只是少部分壞人干的，中國政府是反對的。

“左”的思潮對中國外交的影響相當大。1969年9月3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了，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總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飛抵河內。9月9日上午河內巴亭廣場舉行胡志明葬禮，那個廣場比咱們的天安門廣場小多了，但我在現場感到非常震撼，五十萬人集會，哭聲震天，從沒見過那種場面。蘇聯也派了黨政代表團，柯西金帶隊。當時中國代表團有一套紀律，見了蘇聯人不理、不握手、不講話?，F在看這套紀律其實是“左”的思潮的產物，好像一握手就不得了了。當時的主席臺上站在第一排的李先念副總理與柯西金僅間隔數人，但雙方未有接觸?？挛鹘鹗怯性捪敫饶钪v的，但先念看不見他，對方湊不上來，所以只有在葬禮結束之后，柯西金通過越南方面向我們傳話，希望在他回國途中停經北京機場，會見周恩來總理。先念聽到這個消息后認為非常重要，馬上向在北京的主席、總理請示，北京回電同意柯西金停經北京機場?？挛鹘鸬娘w機飛到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首都上空時得到同意他停經北京機場的消息后，馬上調轉機頭飛到了北京機場，這就是對全世界產生振動的1969年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的會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