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媽媽”吳菊萍的故事，如夏日清泉，令人精神一振：杭州濱江區一女童從小區10樓墜落，素不相識的吳菊萍伸出雙手，用身體阻緩了女童墜落，但自己的左臂被巨大的沖擊力撞成粉碎性骨折。

勇敢的吳菊萍收獲了全社會的贊譽，還得到了所在公司阿里巴巴的20萬元獎勵。自然，事后吳菊萍也免不了要回答媒體對動機的提問：當時是怎么想的？有沒有意識到危險？為了讓提問更有的放矢，這個“危險”被量化了：一般人手臂受重只有45公斤，但吳菊萍用手接住墜樓女童的霎那，相當于一個330多公斤的重物砸在了手臂上，用醫生的話說，（這么大的力量）砸在脖子上就是癱瘓，砸在腦袋上就是死亡。

對此，有些媒體的結論是吳菊萍“根本沒想過”，還有網友動情地總結：在愛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普通的力學。

這大概是一種固有的思路：道德是不能被“計算”的，道德楷模們之所以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是非理性因素超越了理性因素。因而，在對各種好人好事的報道中，我們經?？吹?，“根本沒想過”成了英雄回答動機時的標準答案。

但筆者倒覺得，“母愛的沖動”并不一定完全是事實的真相。吳菊萍救人過程中有一個細節：在沖上去接孩子之前，她把高跟鞋脫掉了。這說明，雖然可能不是很精確地計算危險的程度，但吳菊萍至少是思考過的，并作了一定程度的防范，而不是像有些報道所說的那樣，絲毫沒有計算過利害得失，只是，她選擇了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身之上。

這其實符合經典經濟學對“理性人”的描述：人追求個人直接利益的最大化，同樣也會追求他人或社會福利的改進——增進團體的利益，才能增進個人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吳菊萍秉承了人類利他主義的傳統——作為一種社會基因之所以能代代流傳，歸根到底不在于其是天賦能力或一時沖動，而是“理性人”在漫長的歷史中集體的選擇。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相對于某一個具體的情境來說，人的“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追求的效用最大化有時會產生沖突。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所說，“以為自己的福利，并為他人的福利時，較高的道德是非的計算是需要的?！庇酶卑椎脑捳f，必須權衡是當前個人利益為重，還是社會長遠整體利益為重。

筆者以為，吳菊萍在伸出手之前，或許曾有過“較高的道德是非的計算”，她會想到風險，也會想到自己的孩子，更會想到從10樓墜下的那條小生命，這個利益的權衡，當時圍觀的人可能也有人做過，而吳菊萍給“道德是非”打了最高分。

吳菊萍是一位母親，她的行為當然有愛的成分，或許“根本沒想過”確是其當時真實的反應。即便如此，這種瞬間的條件反射，卻必來自平日的“道德理性”——有以他人利益為重、以社會集體利益為重的價值觀和道德心，才會有關鍵時刻的自然而然之舉。

社會需要對道德心來源及其社會作用的理性和科學認識。價值觀，需要日常的培養；道德心，需要一天天地養成。過分地渲染道德楷模們的“沒有計算”、“愛的本能”之類，或許會讓道德心變成為無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