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

一段時間以來，道德議題的熱度持續走高，對道德問題的關注，成為社會輿論特別是各類媒體常說常新的話題。無論是贊美道德模范的感言，還是抨擊敗德現象的批評，似乎都在印證這樣的評論：2011年我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動與疼痛并存，譴責與反思交織，憂慮與希望同在”的圖景。論辯各方對道德問題超乎尋常的關注和唇槍舌劍，折射了中國社會深厚的道德底蘊和中國人濃重的道德責任心結。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個社會真正危險的道德狀況，不是人們對敗德現象的義憤，而是對道德滑坡的冷漠。無論是感動還是疼痛、譴責還是反思、憂慮還是希望，都傳遞著社會公眾的善良意識和德性本質，反映出干部群眾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證明我國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念、主流道德行為和主流道德輿論的積極、進步、向善。信心比黃金更珍貴，道德的信心，正源自于主流社會更加強勁的道德呼喚和吶喊。

一、看待道德狀況的歷史坐標

評判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需要選擇并確定具體的歷史坐標。道德從來不是凝固不變的，道德在歷史中生長變化，道德只有在歷史的比較中方能衡量進步還是退步。我們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各項事業包括道德建設事業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一個基本的依據，正是對過去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進行的歷史比較。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切親身經歷了這三十年偉大變革并貢獻了自己力量的中華兒女，一切關心祖國命運的華夏子孫，都有理由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就感到自豪?！痹诟母镩_放全方位的歷史性成就中，毫無疑問，道德的歷史性成就占有一席之地?？床坏疆斍按嬖诘囊恍┑赖聠栴}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就會喪失警惕，是危險的；看不到30多年來中國社會道德建設的成就和主流，就會喪失信心，同樣是錯誤的。

毛澤東同志當年在評價歷史上的革命時代時曾說，“奴隸制的產生在當時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因為奴隸主不殺俘虜，而是拿俘虜做奴隸，雖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傷他一只手，但總還是要讓他做工，奴隸制可以積累財富。這個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說：“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知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而且要看到“每一次革命的勝利帶來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躍進?！苯浀渥骷沂悄米蛱旌徒裉爝M行歷史比較，堅持的是歷史進步的標準。

現在國際國內都有一種靜態地評價中國道德狀況的輿論，拿一種固定的標準或既有的模式來衡量中國的道德狀況。比如，在人權問題上，認為中國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有這樣那樣的差距；比如，在社會公德問題上，認為中國人不遵守公共秩序，特別是不遵守交通法規等；比如，在家庭關系問題上，認為中國社會還存在很多嚴重的“家庭暴力”現象；比如，在慈善問題上，認為中國社會的慈善捐贈數量還十分蒼白，等等。這些看法的結論就是，既然存在這么多道德問題，怎能輕言中國道德狀況的主流是積極、進步、向善的呢？

實際上，這種靜態地評價中國道德狀況的輿論，其選擇的歷史坐標，要么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很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才達到的標準，要么是中國正在繼續努力的未來目標。這樣的視角，是從國外發達社會看中國，或者是從中國的明天看中國的今天。

但是，如果把歷史坐標定在改革開放前，定在新中國建立前，選取從中國的昨天看中國的今天的視角，結論就完全不同。在人權問題上，中國自近代以來經歷了艱苦的斗爭和歷史的曲折，從爭取人權，到回避人權，再到人權“入憲”，這樣的歷史進步，是誰也無法否定的。在社會公共秩序問題上，中國普通百姓擁有私家車的時間還不及西方國家的零頭長，今日中國人遵守交通法規的情況，遠比西方國家汽車普及早期的情況要好得多。在家庭關系問題上，諸如“打老婆”、“打孩子”這樣一些“家暴”現象，過去至多被認為屬于封建陋俗，只會受到家人鄰里的指責和單位組織的批評，甚至還會有人認為這只是“清官”難斷的“家務事”，丈夫打老婆“天經地義”，“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在今天的中國，法律對“家暴”有了明確態度，“家暴”不再只是“家務事”，而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在慈善問題上，慈善事業在當年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劃在資產階級的“偽善”范疇之內，哪里會有今天這樣以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等十大慈善機構為代表的各級各類的慈善組織及“光彩事業”。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已建立3.1萬個經常性社會捐助工作站(點)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種類型、分工協作的社會捐贈網絡；社會捐贈數額2006年首次突破100億元，以后逐年上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更是引發捐贈熱潮，社會捐贈總額突破1000億元。

上述實例恰恰證明了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德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實踐和道德評價標準的變革進步，是客觀真實和有目共睹的。

對這樣一些片段性的實例進行討論的一個方法論意義，是可以啟發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對道德狀況本質的判斷，首先在于選取恰當的歷史坐標，這樣才能正確看待道德的問題和成績、支流和主流的性質與比重。

二、成績與問題

理直氣壯地說我國社會道德的主流積極、進步、向善，這是基于事實作出的總體判斷。但這決不意味著看不到當前道德狀況的復雜性以及一些道德問題的嚴重性，更不是為了粉飾現實。對各類敗德行徑痛心疾首、嚴厲譴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近些年來，干部群眾對社會道德狀況嚴重不滿，自然有客觀的現實依據，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讓人們對道德狀況產生質疑的道德問題。應當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的利潤至上、等價交換等法則在人們的精神領域和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某種泛化；應當清醒地看到人性自私、“有錢能使鬼推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及時行樂，聲色犬馬”等腐朽道德觀念被重新包裝而“科學化”、“合理化”后，對一些人的靈魂所造成的嚴重腐蝕。

社會公眾總是從自己身邊的人和事以及輿論傳播中獲得具體道德狀況的信息，總是更容易相信自己的直觀見聞。這些年，一些官員的腐敗案件層出不窮，貪腐的情節和性質惡劣有加；一些敗德的企業屢屢東窗事發，制假販假、圖財害命喪失起碼的道德底線；一些見危不扶、見死不救的事件頻頻曝光，互不信任、互相防范的人際關系，令人倍感人情冷漠、世態炎涼。官員手中掌握著權力，企業產品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公共人際關系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擺脫不了的無形的社會之網，因此，人民群眾往往從這些負面見聞中，切身感受個體的無助和受傷害，批評社會的人心不古和世風日下。正是濫用的權力、假冒偽劣的產品和冷漠的人際關系等現實問題，給人民群眾帶來了直接的物質和精神的損害，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道德抱怨甚或憤懣情緒。

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社會在一些時段、一些領域、一些人群中，出現了局部的道德滑坡現象，也是基于事實的判斷。反過來，種種道德失范現象，人民群眾的道德抱怨或憤懣情緒，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們評價社會道德整體狀況的悲觀、消極取向，使不少人很難接受道德狀況主流積極、進步、向善的判斷。

然而，對道德問題保持清醒的認知，對敗德現象決不寬容和妥協，與肯定道德狀況的主流積極、進步、向善并不矛盾。既要依據身邊的人和事來評判道德狀況，也要放開眼量，從全局、從整體、從歷史發展的堅實步履中來審視道德的狀況。

評價道德發展的問題與成績，與評價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問題具有相當的同一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其巨大成就得到人們的高度認同，然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后，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和競爭力不強等問題也日益凸顯。但這些，都不能影響人們對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評價，中國的發展成就，沒有人敢否認，也否認不了。問題確實不少，成績更加巨大，這正是中國的實際國情，是中國發展進步的主流態勢。

對道德領域的形勢也應該作這樣的評估。一方面，當前道德領域確實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但這是前進中的問題，要放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來看待。另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奮斗，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隨，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極大增強，廣大干部群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風貌，城鄉環境、公共秩序、文明禮貌、社會服務、旅游景區等方面都發生了有目共睹的積極變化。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整個社會現代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全體公民思想道德素質的不斷提高，構成了中國社會道德建設的主流。

可以認真地梳理和比較一下，30多年來，伴隨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權利等問題上，有了多么巨大的變革和進步；改革開放意識、競爭進取意識、自由民主意識、公平正義意識、和諧包容意識、生態環保意識，有了多么巨大的轉變和創新；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及經濟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態道德等各個領域的道德建設，又有了多么巨大的改進和提升！正是這些根本性、基礎性的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實踐、道德評價標準的變革和創新，使道德建設的觸角，日益延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使道德調節社會關系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大和加深；使整個社會以及大多數公民的道德文明水平，繼續邁向新的境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國道德的發展進步在總體上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歷史成就同向，與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同向，與中國人素質的全面提升同向。

三、主流與支流

在當前中國社會道德領域，一些時段、一些領域、一些人群的局部道德滑坡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有些道德問題還相當突出。但無論怎樣高估問題的嚴重性，敗德現象仍屬支流，社會道德積極、進步、向善的主流地位無可撼動。

(一)以腐敗問題為例。

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在少數黨員干部身上，風氣的敗壞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有的不讀書、不看報卻忙于庸俗的交際應酬，甚至不信馬列信鬼神；有的把有限的財力物力用在專給上級看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上，群眾的困難、訴求卻長期得不到解決和回應；有的地方和單位，正直清廉、潔身自好成了“落伍者”，膽大妄為、生活糜爛卻成了“流行風”；極少數干部甚至墮落到橫行霸道、欺壓百姓、貪污受賄、腐敗犯罪的地步。面對這些現象，干部群眾常說的一句話是：“這哪里還有共產黨的味道！”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許許多多的黨員干部銳意改革，勇于探索，致力發展，開拓進取，帶領群眾干事創業，不斷開創工作的新局面；許許多多的黨員干部忠于職守，敬業奉獻，不計報酬，不辱使命，在自己的崗位上建功立業；許許多多的黨員干部舍小家，顧大家，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負重前行，超負荷工作，甚至犧牲了健康和生命；許許多多的黨員干部嚴格自律，清正廉潔，用一身正氣堅守著黨性，保持著共產黨人的本色。在抗洪搶險、抗震救災的第一線，在抗擊非典、防控疫情的斗爭中，在關鍵時刻和危難關頭，總是我們的黨員干部挺身而出，沖鋒在前，舍生忘死，慷慨赴義。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沒有一大批這樣的黨員干部，如果沒有一大批這樣的中堅和骨干在團結帶領群眾奮斗，我們的黨和政府就不可能成功推進并駕馭這30多年來波瀾壯闊的大變革，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有這30多年來突飛猛進、舉世驚嘆的發展和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2010年開展了一項“縣處級領導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觀察”的研究，選取我國8個省市、12個縣(區或縣級市)的162名黨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協主席等主要領導干部為研究對象，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對他們進行了至少連續一周的工作與生活狀況的觀察和記錄。調查結果顯示，研究對象總體上平均每工作日工作時間為9個半小時，黨政“一把手”平均為11個小時，加班是工作的常態。這些年涌現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孔繁森、牛玉儒、任長霞、沈浩、楊善洲、劉金國——這個可以不斷排列下去的優秀領導干部的名錄，充分表明好干部決不是個例，而是各級干部的主體。

還要看到，這些年各級紀委查處黨員干部違法違紀的力度越來越大，貪腐分子越來越難以藏身。中央紀委的數據表明，被查處的貪腐分子，只占黨員人數的極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黨紀處分的黨員占黨員總數的1.1‰，而其中因貪污賄賂被查處的，僅占受黨紀處分人數的2.6%。

(二)以誠信問題為例。

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到，商業欺詐等現象屢禁不止，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問題尤為突出，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等等，讓一些群眾發出了“還能放心吃什么”的責問。這種情況，嚴重干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嚴重影響人們對社會道德狀況的評價。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絕大多數的企業和商家是好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商家把誠信當作自己的生命和無形資產。如果不是這樣，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中國商品就不可能涌向世界每個角落，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也離不開的從主要日用品到高端電子產品的供應基地。

從出口商品來看，2011年12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對外貿易的跨越式發展，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我國在短短的30多年里能夠發展成為世界工業品的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靠的主要是企業的誠信經營和商品的物美價廉。2009年和2010年，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測的中國出口貨物分別為1103.2萬批和1305.4萬批，不合格率分別為0.15%和0.14%；出口貨值分別為4292.7億美元和5521.8億美元，不合格率分別為0.12%和0.13%。2010年，中國出口美國的食品12.7萬批，合格率達99.53%；出口歐盟的食品13.8萬批，合格率達99.78%。日本厚生省進口食品監控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日本對自中國進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進行抽檢，抽檢合格率達99.74%，高于同期對來自美國和歐盟進口食品的抽檢合格率。

從國內商品來看，我國一直高度重視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2009年6月1日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做出了更加嚴格的具體規定。近年來，在衛生部每年進行的抽檢中，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0%以上，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合格率更達95%以上。去年11月國家質檢總局發布2011年第三季度產品質量基本狀況報告，在對國內生產加工的食品的抽查中，乳粉、紅茶、嬰幼兒配方乳粉、醬腌菜、膨化食品、蜜餞、烏龍茶等7類692種食品的批次抽樣合格率為91.8%。過去我們吃的醬油，主要是作坊式生產，按照今天的檢測標準，根本無法達標，但現在，醬油的檢驗合格率也達到了90%以上，名牌醬油的合格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與飲食質量密切相關的是，中國人的預期壽命越來越長，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改革開放初期的68歲提高到73.5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類發展指數從0.53上升到0.66，是全球提升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少年兒童的生長發育狀況越來越好。我國大約每10年進行一次全國營養調查，據衛生部等2004年10月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健康現狀》報告，與1992年相比，2002年中國城鄉3至18歲兒童青少年各年齡組身高平均增加3.3厘米，城鄉兒童營養不良患病率顯著下降，5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為14.3%，比1992年下降55%。2002年之后的情況只會更好，例如，據《2010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5歲以下兒童中度和重度營養不良比重，1997年為3.51%，2002年為2.83%，2009年則下降到1.71%。這些數據表明，食品質量的提高和安全保障，功不可沒。

(三)以公德問題為例。

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到，扶貧濟困、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遇到了新情況、新挑戰，一個“小悅悅”事件，似乎顛覆了不少國人的道德觀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識的人，成為一些人心中糾結不清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勇敢徒手接住墜樓女童的杭州“最美媽媽”吳菊萍，以德報德、堅決拒收上萬元補償金的合肥兩位農婦，在看到孩子躺在馬路上抽動的那一刻“只想著救人”的陳賢妹，這一個個平凡的道德模范，這些在中國大地上天天都會出現的義舉，為中國社會牢牢地支撐起扶危濟困、見義勇為的道德藍天。曾被炒作定義為中國道德滑坡“拐點”的南京彭宇“救人反被誣告”案，經權威部門深入調查后真相大白，其完全是由于多重因素被誤讀和放大的一起普通民事案件，決不是什么中國社會“道德滑坡”的“標志性事件”。事實上，南京近5年來，共涌現出6600多名見義勇為的先進個人，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陳亞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誠，就是他們當中的代表。

這些年，每遇大災大難，中國社會都會出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感天動地的場面。汶川地震后，一句“今天我們都是汶川人！”，讓多少高尚的人們熱血奔涌。問一問看過2011年“感動中國”十大杰出人物實況轉播的觀眾，有誰不是熱淚滾滾、心潮激蕩！

蔚為壯觀的志愿者隊伍，已成為今天中國社會一道真善美的風景線。每逢重大事件，都有上百萬的志愿者積極主動參與。為北京奧運會服務的志愿者就達170萬，是奧運史上志愿者最多的一屆。如今，志愿者的足跡已遍布各種有組織的關愛活動，并延伸進許多需要幫助的社會角落。據團中央志愿者工作部2005年的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60萬個學雷鋒小組，學雷鋒志愿者超過3000萬人。北京市在2003年就已建立起各級各類雷鋒基地1000多個，有5萬多個學雷鋒活動小組長年堅持在基層服務。目前，全國已建立了43萬個志愿者組織，常年開展活動的志愿者超過6000萬人，注冊的志愿者達2000多萬人。志愿者如同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社會大多數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和赤誠心，折射出中國社會道德狀況的主流。

汶川地震發生后，俄新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一個能夠出動十萬救援人員的國家，一個企業和私人捐款達到數十億的國家，一個因爭相獻血、自愿搶救傷員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國家，永遠不會被打垮?！?/p>

中國面臨道德挑戰，但中國道德打不垮、壓不垮、罵不垮。因為中國人民在偉大變革的歷史進程中，矢志不渝地追尋理想、文化、道德、進步，矢志不渝地追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