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可以說以“變”為主旋律的。同時，當代中國又秉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傳承著“中國特色”的制度基因。

○一般來說，在遇到困難挫折的情況下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容易去解放思想，在取得成績高歌猛進的情況下不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不容易去解放思想。

○不能讓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越來越模糊，廣大群眾在社會改革、發展中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社會改革發展目標的設定、方案的設計、措施的出臺越來越經院化、越來越精英化、越來越小圈子化。

程美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辛鳴（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處長、教授）

季明（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王慶泓（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

■尊重國情、強調從國情出發，作為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來之不易

主持人：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之所以備受矚目，在于對國情做了客觀、務實的判斷和科學的把握。這引起了人們對如何認識國情問題的關注。其實，如何正確認識和判斷國情，如何在科學把握國情的基礎上確立社會革新發展戰略，一直是近代以來一個熱議的話題。能否從歷史的角度談談對此的認識？

程美東：尊重國情、強調從國情出發在今天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國“變”與“不變”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在近代中國史上，強調國情的特殊性本是一些保守派人士拒絕改革的一個重要依據。從鴉片戰爭一直到甲午戰爭，無論是林則徐，還是李鴻章、張之洞，雖然強調中國要變，要學習西方，僅限于器物層次，在政治、文化層次上則認為中國不必學習西方，其內在的理論依據就是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性，說穿了就是特殊國情，中體西用就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尤為集中在張之洞的《勸學篇》一文當中。甚至，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一些人也以不合國情為由而拒斥之、謾罵之。

正因為如此，國情一詞在“五四”前后為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所共同反感，視其為守舊分子固步自封的遮羞布。所以，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都反對以國情為借口而拒絕改革進步。陳獨秀的言論尤為激烈：“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可以說，從晚清到民國，國情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但各自使用的立場、動機卻是不一樣的。傳統派以之為抵御西方文化的理論和現實依據，改革派則以其為守舊者充當工具而視之為民族痼疾、現代文明的障礙之一而對其加以猛烈的批判，這與后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為批判教條主義而從正面的意義上來使用國情這個詞語的價值取向有著徹底的差異。

■全面客觀地認識國情，應當要把“歷史之國情”和“近今之國情”結合起來，對歷史方位做到準確地把握

主持人：對于國情的認識，由于各自的立場、動機以及時代環境的不同，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怎樣才能夠比較客觀、全面地認識國情呢？

程美東：每個生活在特定國家、社會的人都可以對這個國家、社會的情況有所了解、感受，甚至在某些個別的方面了解很深。但是，作為一個執政黨、政府來說，不能把枝枝節節的國情簡單地疊加，而必須在充分把握具體事實的基礎上抽象出根本國情，否則其所推行的政策就不可能取得實效。李大釗在1915年《國情》一文中批評古德諾、有賀長雄等人的“共和不合中國國情”的論調時，就強調要全面認識國情，應當把“歷史之國情”和“近今之國情”結合起來，尤其不能靠外國人的評斷來判斷中國的國情，其目的就是反對肢解國情，反對以偏概全。

近代以來為何出現那么多的思想流派、開出了那么多的藥方？這與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國情關系密切。保守派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教化民眾、有利于治國安邦的一面，卻沒有看到其空洞疏闊、重人文輕科技的一面；晏陽初把“愚弱窮私”視為中國的基本國情，所以就鄉村教育視為救國之途；任鴻雋看到中國人缺乏科學精神，所以致力于科學救國；胡適認為中國問題根源于“五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從中國舊有的制度文化無法解決，故而主張充分世界化、充分西化；孫中山認為清政府自私腐敗，內壓漢族，外媚洋人，中國之途必得先推翻清政府，故主張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次第而行。

應該承認，上述各種思想、主張都是從不同角度審視了中國國情的結果(當然也不排除其中有路徑依賴的慣性、文化自戀、思維視野、利益保護等多種因素在起作用)，但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些都沒有抓住本質，沒有掌握中國的最根本的國情，這就是中國的社會性質——內有封建勢力壓迫、外有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基于這樣的國情判斷而開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使得中國獲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

■國情、世情的統一是解決中國現代化如何“變”與“不變”的基本方法

主持人：怎樣在科學認識、準確判斷國情的情況下實現科學地決策？

程美東：科學認識、準確判斷國情并不等于就能一定實現科學地決策，不僅因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本來就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也因為在全球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的今天，一個國家政策的科學性僅僅建立在對本國國情的認識上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建立在對世情(世界發展歷史現狀)的科學認識之上。

晚清傳統派(頑固派、洋務派、清流派 等等)認識到了中國科技落后這個國情，但對西方政治、文化卻總體上反感、不予認同或不敢認同。甚至在1898年，張之洞還認為“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這個恐怕與缺乏世界眼光不能不說具有密切關系。而這個世界眼光對于我們制定出符合國情而又能引導我們超越國情的政策是至關重要的，它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國情哪些是可以變的，哪些是不可以變的；哪些是暫時條件不具備變、將來條件具備了可以變的，哪些是現在不能變將來也無法變的；哪些要徹底地變，哪些只需要枝節地變；哪些是在形式上變，哪些是在本質上變……否則就會出現要改良中國人種、消除漢字這樣的奇談怪論來。

■西方對中國國情的一些基本的理性判斷

主持人：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引起了西方對中國發展變化的極大關注，您能否談談西方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和判斷是怎樣的？

王慶泓：在美國政界，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迅猛崛起以及美國金融危機后自身影響力的衰退，使華盛頓的大佬們意識到，“老師教學生式”的中美關系已經不現實，一種更為平等互利的新型雙邊關系正在醞釀中。在這種全新定位中，美國將給予中國崛起更多空間與支持，而美國所要的就是中國向美國作出一種心理及戰略上的保證，保證中國的強大不以犧牲西方大國的既得安全與利益為代價。

相對于美國政界對中國崛起的保守性心態，西方學界對新型的中美關系、中西關系更具開放性與想像力。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2007年首次撰文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概念，則創造性地闡明了，在全球化時代，作為最大消費與進口國的美國和作為最大儲蓄與生產國的中國之間所構成的利益共同體關系。這種互補、互利的共生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美雙方在經濟上都承擔不起任何簡單直接全面的沖突與決裂。這就像夫妻關系，雖然雙方吵吵鬧鬧不斷，但真的離婚可不容易。這一概念反映了美國學界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認可。

英國學者雅克從東西方關系歷史演進的大視角出發，對未來的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作出了大膽而深刻的預測。雅克斷言，“中國絕對不會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會選擇一條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世界經濟格局，還將徹底動搖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边@是對過去中西交流兩百年間“現代化即西方化”偏見的顛覆，顯示出西方有識之士對中華文明的洞察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期待。這對我們那些只顧埋頭跟學、缺乏大局觀與創造性思維的人應當有所觸動。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變”?！安蛔儭保浴爸袊厣鐣髁x”“不變”的政治方向規范著政治體制改革的“變”

主持人：我們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對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什么意義，怎樣在把握國情的基礎上，堅持改革的正確政治方向？

程美東：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可以說以“變”為主旋律的。同時，當代中國又秉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傳承著“中國特色”的制度基因。當然，在這些“變”化中，中國始終堅守著“不變”，即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根本點就是中國特色與世界視野的有機結合，無論是在政治制度上，還是經濟政策、文化政策上我們要堅持那些被實踐證明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內容。我們不能迎合某些人的胃口或迫于壓力、利益，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變來變去。就政治制度而言，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總結世界政治發展的經驗教訓而得來的。

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重要舉措。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我想談點認識。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還不是他們心目中的以多黨輪流執政和普選為特征的民主國家，但在他們視為民主化的國家里，有多少是中國人民所向往的呢？

廣大的亞非拉美在實施西方民主制度后出現的很多問題是我們必須引以為戒的。拉美的民主政治從海地革命算起，已經206年，但是其社會發展極其緩慢，其社會的動蕩尤為嚴重。拉美國家在獨立后的150年時間里，共發生不下550次軍事政變。墨西哥在19世紀不到100年的時間出現過72個執政者，其中60個靠暴力上臺。玻利維亞在1825年——1952年發生過179次政變。非洲也在20世紀后半期開始了政治民主化，但同樣的動蕩不安。從1960——1980年代，共發生過241次政變，70次成功。在亞洲，很多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局勢動蕩，或腐敗不斷，或軍人專政。

事實證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萬能似地保障所有國家地區的人民都能獲得自由和幸福，而中國以上述國家為鑒，獨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卓有成效的民主制度。

季明：有一種現象也值得注意：有的人認為我們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嚴重問題，因而借“反思”之名，否定我們所走的道路。應該看到，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新的事業，沒有現成經驗可循，出現一些問題是正常的，但這些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加快發展來解決。如果走回頭路，就意味著回到封閉僵化、回到停滯落后，結果只能是死路一條。因此，我們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只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處于新的歷史方位，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還需要靠改革發力

主持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十七屆五中全會因討論“十二五規劃”更多聚焦于發展的問題。但我們也注意到，五中全會對于改革的內容也講了不少，可以說把改革提到一個新的高度。該如何理解當前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辛鳴：作為研究“十二五”發展規劃的中央全會，發展是主題理所當然。但我們注意到，要想實現這些發展，把這些發展從規劃藍圖變為現實的實踐，需要一系列的體制、制度的配合。所以，這個問題再引申，就關涉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來。因此，擴大內需的發展行為背后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又會牽扯到社會經濟運行體制乃至政治體制的變革。五中全會的主題是發展，但著力點卻在改革上，發展要靠改革發力。

季明：當代中國的發展新時期是以改革開放為標志、為核心、為動力的。在實現“十二五”的歷程中，我們不能因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而看不到前進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也不能因前進中出現的困難和問題而動搖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心，要不斷排除各種錯誤干擾,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保證改革開放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要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人民新期待，堅定信心，砥礪勇氣，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技術交流合作，繼續以自己的和平發展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

■社會狀況與時代背景的不斷發展變化，客觀決定解放思想是一個不變的主題

主持人：“十二五規劃”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科學的發展規劃。面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我們在貫徹和落實“十二五規劃”的過程中，這在思想上給我們提出了什么要求？

辛鳴：我認為解放思想這一指導思想不能變。對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理解。從理論要求看，思想理論形成以后，就有著相對的穩定性，可社會狀況與時代背景卻在不斷發展變化，客觀導致思想容易滯后于現實，這就需要通過解放思想求得思想與現實的統一。

有人認為，越是困難時期，人們解放思想的要求就越強烈和迫切，但今日中國的發展處在歷史上最高水平，我們的事業蒸蒸日上，欣欣向榮。很多人不禁要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為什么還要強調解放思想，我們還有必要解放思想嗎？一般來說，在遇到困難挫折的情況下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容易去解放思想，在取得成績高歌猛進的情況下不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不容易去解放思想。這一點可以從我們黨解放思想的歷程看得比較清楚。

比如，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已經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開啟的第一次解放思想馬上得到了全黨全社會的認同，進展也很深入。

又比如，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社會的改革發展遇到了很大障礙，鄧小平又一次吹響了解放思想的號角，把思想從對計劃的崇拜和對市場的疑慮中解放出來，從姓“社”姓“資”的爭論中解放出來，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障了改革開放持續健康地進行。

那么，在走向“十二五”的今天，我們通過解放思想究竟要破掉什么樣的思想觀念呢？我們今天的解放思想，我們面對的不是明確的錯誤思想，而是對正確思想片面的理解與認識。比如，“發展是硬道理”這一思想的正確性毫無疑義，但如果狹隘地理解為不計成本代價的發展是硬道理，問題就出現了；還比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要求絕對不可動搖，但變成以GDP為中心，也就有問題了；再比如，三十年來形成的一些發展觀念、發展思路、行為模式，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過分倚重勞動力低成本的低水平發展手段，城鄉和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等等。這些發展觀念、發展思路、行為模式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發展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很多同志也已經習慣了這些觀念和行為，對此還有很深的感情。

但這也正是這次解放思想的難點所在。所以在這次解放思想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明確一點，就是我們決不否認過去一些觀念行為做法的歷史地位與實踐價值，我們這次解放思想不是要去否定什么，我們充分尊重歷史。但是過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只要不適應現在和未來發展要求，不適應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就一定要毫不猶豫地破除掉。

■政黨的變化一定要堅持“變中不變”，新的歷史方位讓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信仰須臾不能丟

主持人：從中國共產黨建黨到現在已近90年。90年來中國共產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黨員隊伍，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怎樣理解新的歷史方位下黨的宗旨的“變”與“不變”？

辛鳴：90年來，既然政黨的功能定位有了變化，目標任務有了變化，執政環境有了變化，政黨當然也要發生變化。

但是政黨的變化一定要堅持“變中不變”。政黨是一個有特定內涵或質的規定性的客體，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變中必須有不變，必須有相對的穩定性，正所謂變易、簡易、不易，特定階段變化中的質的規定性是不能變的。如果我們把不能變的給變了，就會喪失根本，就是自毀長城。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譜寫新的理論篇章與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統一的，創造新鮮經驗與發揚歷史傳統并不矛盾。新的歷史方位讓中國共產黨必須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但這并不意味著是對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淡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階級性是須臾不能丟的，丟了就會喪失根本；新的發展方式讓中國共產黨必須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樣這并不意味著就是用市場原則替代黨性原則，決不意味著政黨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須臾不能丟，丟了就是自毀長城。

■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不能變，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根本要求不能變

主持人：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其中最為寶貴的一條經驗，是高度重視群眾工作，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對做好群眾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應該怎樣認識新時期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和群眾工作路線？

辛鳴：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明確要求，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十七屆五中全會同樣明確要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中國共產黨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強調，就是一個要求，無論中國社會如何發展，對人民群眾的感情不能變。

按理說，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主體，這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相當于自然科學中的“公理”。但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在現實的社會發展實踐中，特別是一些具體的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越來越模糊，廣大群眾在社會改革、發展中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社會改革發展目標的設定、方案的設計、措施的出臺越來越經院化、越來越精英化、越來越小圈子化。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國13億人民從理論上講在政治、經濟、文化權利上是一律平等的。在社會迅速發展，社會群眾政治意識和權利意識逐漸提升的情況下，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不僅不可能產生效率，反而會導致經濟的停滯乃至社會的沖突。在當代中國，發展是硬道理，為人民發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我們發展的成果，無論物質成果，還是精神成果，都應該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所共享，都應該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如果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不能和沒有實現對改革發展成果共享，就談不上社會和諧和進步。

所以，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說是對人民群眾的感情不能變；從中國社會的角度來說就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不能變，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根本要求不能變，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于人民、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基本原則不能變。

主持人：黃月平